□ 刘兆立

乡村是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是党执政的最基层细胞，也是社会治理最基础的单元和最深厚的支撑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所以，实现菏泽乡村振兴，加强和完善乡村治理是关键。

当前菏泽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

基层党组织权威“悬浮”。 乡村治理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村（社）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村民议事会等。多主体参与有利民主，但可能难达共识,存在“议难决”问题。基层党组织应是权威，但个别村权威地位没有真正“落地”。有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强，软弱涣散。

村干部治理能力“中弱”。突出表现为“三个不适应”: 部分村干部致富带富能力与群众盼望致富、过上幸福生活的要求不适应；工作方式方法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要求不适应；服务意识与群众需求不适应。甚至个别村干部在治理工作中怕出事，畏首畏尾，缺乏责任和担当。

村民参与“沉底” 。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但大多村民认为这是政府的事，存在“等、靠”思想，热情不高，成为“观望的多数”。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精英大量外流，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参与能力不足。用村干部的话说,现在村里如果遇到事情,想找几个一块商量的人都难,给乡村治理带来挑战。

法治观念不强。一是村干部法治观念淡薄。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有法就没法,没法就有法;认为凡事讲法,需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工作推进难度大,反之不讲法治,很多事就容易办。二是群众法治观念不强。现实中有些村民遇事习惯找关系,信官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

德治基础薄弱。一是封建陋习回潮。现在农村个别地方婚丧嫁娶方面大操大办、花费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随礼份子钱也水涨船高，成为村民的一大负担。二是认知趋利化。在一些农村,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

文化、信仰缺失。一方面乡村文化失根现象，严重影响了稳定有序的乡村伦理，稀释了浓浓回忆的道道乡愁。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精神生活匮乏，地下宗教、 邪教和封建迷信在农村扩散，助长了“ 信仰缺失”，需要加以正视。

加强和完善菏泽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打造权威主体地位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加强和完善乡村治理，关键在党。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主心骨、领头雁，坚持把党建贯穿于乡村治理全过程，实现乡村治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构建一核多元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发挥好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文治“四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进乡村治理实效，以“法治”维护乡村公序良俗，以“德治”成就乡村贤达善举，以“文治”重塑乡村精神家园。一是完善村规民约，提升基层自治能力，不断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二是增强村民法治观念，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重塑乡村道德体系。四是坚持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着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建设好农村书屋、农村文化广场，培育乡土文化人才，重塑乡村精神家园。

以绣花功夫推进乡村治理精细化。多年来，乡村治理更多关注的是政策实施、建章立制等“大事”。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解决乡村新矛盾的共同作用下，当前治理层次和治理质量面临着更高要求。比如，村民矛盾纠纷化解、环境卫生整治、基层设施维护、惠民政策落实等，看是民生小事，实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枝叶总关情，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乡村治理工作中的大事。以绣花功夫推进乡村治理精细化势在必然。

以科技为支撑，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完善乡村治理，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的作用，将技术优势与制度优势结合起来，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充分运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协商平台。重点从“互联网+基层自治”“互联网+矛盾化解”“互联网+公共安全”“互联网+执法司法”“互联网+公共服务”等五大领域来推进。积极推动治理理念、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现代科技在乡村治理中的巨大效能，实现乡村治理“事前诸葛亮”。

（作者单位：中共菏泽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