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堂

小城有一条老街，现在叫步行街。几十年来，这条老街是这个小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县委、县政府，县医院、县红十字会，县第一中学、县西关小学，县影剧院等机关单位都在这条街附近。

这条街上有一个卖旧书报刊的书摊。

旧书摊的位置不十分固定：有时候在影剧院门口，有时候在学校门口附近。

书摊是用几个破木板、几条长凳子支撑起来的。木板上是一些纸箱子：高的，矮的，长的，方的，有二十几个。

书摊上的书籍类别很多，武侠言情，爱情传奇，悬疑推理，军事战争，名人传记等。杂志类如《辽宁青年》《读者》《知音》《十月》《收获》等。报纸类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齐鲁晚报》《牡丹晚报》等。这些报刊大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淘过来的旧书报刊：有的泛黄了，有的折角磨损了，有的封皮没有了。

书摊的主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中等身材，瘦瘦的，黑黑的，小小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镜片有几道圈，高高的颧骨。男人的话语不多，经常坐在书摊的里侧，有时翻看着一本杂志，有时摆弄着一个物件。来了顾客，他也只是瞟上一眼，任凭顾客随意翻看书摊上的书本。直到顾客挑中了一本书，需要交钱了，他才站起来和顾客交流价钱的多少。然后，又继续坐在书摊的里侧做他自己的事情。

男人的穿戴十分朴素。春秋之季，上身常常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有一些驳色。中山装左侧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夏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是“的确良”布料的，已经变成了淡淡的乳黄白色了。冬天常穿着一件深蓝色羽绒服，有帽子的那种。牌子是雪中飞还是康博尔的，记不清了。下身常年穿着深颜色的裤子。

据说，男人的老家在城南十五里，家里有妻儿老小好几口人。男人是初中文化，复读了好几年，没有考上中专，就放弃了学业。因为他喜爱读书，于是就摆个旧书摊来谋生活。也许是他和书的情结未了，甘愿坚守这个旧书摊。这既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他经常去城区的废品站回收报纸杂志，其中包括品相较好的书画字帖。有时还真吸引了一些行家来书摊捡漏。书摊的生意大都是中午比较好，附近的学生以及上下班的人们会来书摊逛一逛，这是男人最忙碌的时候。

男人的妻子不常来。偶尔见她傍晚时分来帮助男人收拾摊子。女人的身材高高的，略胖一点，穿着宽松而得体的衣服。她每次来，总是把书报按类别整理好放在箱子里，然后，再把一个个箱子搬到旧地排车子上，用一个很大的防雨布把地排车盖上。

女人的性格比男人开朗些。她和顾客交流时都是很热情地说话，脸上带着笑容。而男人和顾客说话时却没有笑过。不过，有时候他和女人在收拾书摊时，却见他扭头看着妻子，黑黑的脸庞上有了笑容，很灿烂的笑，很知足的笑。也许夫妻俩唠嗑说到了家里高兴的事，比如儿女的学习优秀，庄稼地的收成很好等。

我和男人有过几次交流。记得有一次，一个秋天的傍晚，我骑着自行车经过旧书摊，就在书摊上来回翻看有没有喜欢的。书摊旁还有几个学生在翻看杂志。这时，男人开始收拾摊子，把散乱的旧报纸放在一个箱子里。风刮过来，吹起报纸的一角，虽然用木条子压着，但也有风刮起的响声。男人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凌乱，显露出鬓角处零星的白头发。

我在书摊旁踱来踱去，发现了一本《南唐二主词译注》，32开小本，半新半旧的样子。我告诉男人要买这本书，他抬起头来说，六块钱。我说五块行不？他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继续收拾旁边的书。我交给他钱，拿着书离开了旧书摊。这时，太阳已经被西边的树木遮住，秋风吹来了许多凉意，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有落叶被风吹得到处飞舞。

我认识这个摆书摊的男人，前后有二十几年了。每当我从小城的老街经过，就会见到那个男人的身影。男人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他的身影日渐瘦削，令人不禁想起岁月的沧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旧书摊的顾客也越来越少了。我有七八年没有光顾过那个旧书摊，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了。

如今，想起他来，心里涌起许多的感慨。在过去的时光里，由于他的初心不忘，对书摊的执着坚守，无论春夏与秋冬，老街的旧书摊给小城读书人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旧书摊曾陪伴了一代或两代人的成长，这期间，它应是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桥梁作用。

昔日的老街旧书摊，不也是小城故事里一道质朴的风景吗？

当今，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可是，如果没有书摊文化，总觉得这个城市好像缺失一种文化底蕴，缺失了岁月积淀的韵味。因此，渴望旧书摊的回归，呼唤有更多的便民书摊出现在城市的角落，让旧书摊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继续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发挥它薪火相传、向善向美的作用。

昔日的旧书摊，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人性的美好，勾起我们曾经的温馨记忆。怀念旧书摊，更是怀念那段被书香浸润的岁月。掸去风尘，温暖的文字从指间滑过，那个熟悉的陌生人，我在小城等你，你可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