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这个历史时期对于鲁西南的广大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时间段。一方面，明末的局势动荡导致官府的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上的的巨大痛楚；另一方面，清军的入关，又给人民带来了异族统治上的精神痛苦。在这两种形势的挤压下，整个鲁西南地区乃至山东都爆发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烽火，并迅速蔓延到周边的省份，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在那个时期，发源于曹州、濮州的榆园军起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

关于榆园军，封建统治者把他们统称为“榆林贼”“榆园贼”，因而关于他们的领导人员事迹及其内部的详细情况是不能在当时正统编修的史书中记载的，所以，也给后人带来研究上的困难。但是，通过史书中的蛛丝马迹，也能够最大限度还原当时的情况。榆园军不但反抗清廷，而且，在明末的崇祯时期就已经发动起义了。同样，他们也是反明的一支起义军。明崇祯皇帝登基后，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的确不是一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时代，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安排。

榆园军是崇祯十三年（1640）在今河南省范县颜村铺乡玉皇庙村起义的，当时的范县及西面的观城县、北面的朝城县都属于山东的濮州管辖，濮州、曹州都属于鲁西南，黄河流经此地，经常决口，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濮州志》记载，自崇祯九年丰收后，崇祯十年春天没有下雨，天上落的都是土霰。十一年旱蝗、十二年旱蝗，十三年正月打雷。开春，蝗虫和疫病起来了，发生大饥荒，人相食。饥饿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时候，河北大名府彭捷带领的起义军围攻濮州不下，被杀千余人，尸体都被扔到城壕里，却被周围的饥民争抢着吃了。

榆园军的得名当然和榆树有关。《观城县志》记载：“明末榆林贼起以濮州、范县为窟穴。蔓延朝城、观城、城武诸县。始因地荒不耕，榆钱落地，岁久皆成大树。贼首任七、张七等啸聚其中，饥民归之，号百万。”从这里看出，因义军聚集在榆树林中，所以被称为“榆园军”或“榆林军”。当时鲁西南因瘟疫、战乱、自然灾害等情况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有许多荒废不耕的大片土地，时间一长，成为大片的树丛。而榆树对于饥民来说，是“救命树”，榆钱、榆叶、榆树皮都能吃，榆皮磨面，可长期储存，枝干可当烧柴，可谓“全身是宝”。饥民聚集在榆树林中，很大程度是为了度过荒年。但是这并不是长远之策，朝廷的赈济不力，加上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百姓对官府已经严重对立起来。特别是鲁西，还有一种民间高利贷，借助水灾、旱灾等时机盘剥农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饥民们被逼无奈，只能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

在榆园军起义前，也有先见之明的人。范县进士陈鸣珂看到百姓受到的压迫已经到了极限，事情已经非常紧急了，就直接上疏给皇帝指陈厉害，并说，范县的动乱已出现苗头了。崇祯帝认可批准了他的奏折，而吏部却认为他没有把奏折先按正常手续报送给通政司，然后再经审核、传递等手续呈送皇帝，就报请崇祯帝让大臣来议论商讨这件事，等大家有了结果再上奏，并请崇祯帝对陈鸣珂进行廷杖。奇葩的是，崇祯帝竟然同意了。打过陈鸣珂的廷杖没多长时间，朝廷的大臣也没议论出结果，李青山就起义了，梁敏也在范县揭竿而起，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把起义扑灭。

榆园军在崇祯时期的鲁西，并不是起义的首倡者。据清赵吉士所著《寄园寄所寄》摘录：“（崇祯）十二年十三年间，有开州人黄小槐者，自号顺天仁义王……此亦曹南贼。”黄小槐有部属一万多人，在郓城、东阿一带活动，后被山东总兵杨御蕃所消灭，但这已在鲁西南撒下起义的种子。随之，起义的烽火遍地开花，马应试起义、李青山起义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但最有名的，就是榆园军起义了。《台前县志》载：“崇祯十三年（1640），春，大旱，民大饥，人相食，有食死尸或父子、夫妇生烹而食者。是年，侯庙傅楼村马应试，范县梁敏、范次吾等以台前尖堌堆（时属范县）为根据地聚众起义，号称榆园军。”梁敏是李青山的部下，这时起义，应该是为了配合李青山，也应该是李青山的安排。从后来的史书资料等记载来看，马应试所领导的起义军与梁敏、范次吾所领导的义军虽然同称为榆园军，他们之间应该是互相配合的关系，而没有隶属关系。从后来的发展上看，马应试后来打出了“闯王”的旗号，使用“大顺”年号，可能是接受了李自成的任命。而榆园军则始终没有表现出和李自成农民军有联系的迹象。

榆园军起义占据了天时地利，榆园范围广大，树木丛生，官兵进剿，无路可入。起义军又在其中挖掘了大量四通八达的地道，“出入无时”，官兵进入后，大部队无法发挥弓箭、火器和骑兵的优势，见不到人，起义军也不与官兵正面作战，官兵屡战屡败，榆园军在这个根据地里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直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 张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