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桂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要求“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并从意识形态责任制的角度做出部署，一方面彰显舆情应对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彰显舆情应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三新”经济崛起，传统工业升级，流量经济萌发，在正能量激扬的同时，仍存在一定杂音噪音。如何提升领导干部舆情应对能力，有效地把握和引导舆论走向，对于维护地区良好发展态势至关重要。
领导干部舆情应对能力的现状
个人舆情风险意识不断增强。无论是座谈研讨还是实地调研，无论涉及具体工作还是私人生活，领导干部普遍具有舆情风险意识。在影响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因素排名上，舆情风险因素占比较高，排在前三位。
提升舆情应对能力的诉求和方向明确。各级各层面领导干部提升舆情应对能力的诉求均很强烈。常规性新闻发布会已开展多年，该举措有效锻炼了领导干部新闻发布能力。但是对非常规的舆情事件而言，部分领导干部表示出担忧，应对标准及评价尺度成为领导干部关注重点，进而影响其舆情应对方式。在调研中，表示“需要希望上级指导和帮助”占比81%，希望“参加应急处突能力专项培训”占比68%，表示“结合本单位工作在地化培训”的占比70%，反映了领导干部舆情应对能力培训的新方向。
应对舆情风险能力的差异化突出。在符合流程的情况下，部分领导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能够积极面对，敢于发声，保证舆情危机后的首发效应；而部分领导更多依靠上级组织发声，具体到个人身上，会出现“无可奉告”“不敢开口”乃至“干张嘴不说话”现象，衍生次生舆情；而依靠人民群众，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占比没有达到理想数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舆情应对的误区。
领导干部舆情应对能力的评价持续提升。在走访中，群众普遍反映“领导更好说话了”“领导更开明了”，在座谈中，领导干部普遍能使用“学习强国”“山东通”等App，熟悉并熟练使用各种社交App，基本技术素养提升明显。同时“早说话、能说话、会说话、敢说话”已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共识。
领导干部舆情应对能力存在的问题
被动应对较多，主动引导较少。舆情应对能力是舆情收集、研判、应对、处置、回应、引导、形象重塑等综合能力。在实际操作中，除宣传、网信部门主动发挥舆情引导作用之外，部分单位仍以活动报道、信息公开代替舆情引导和应对。部分领导不善于事前引领和事中引导，以至于在舆情危机中“自说自话”，不能与媒体和群众“同频对话”，沟通不畅，分歧增大，最终小事拖大。
重视问题解决能力，轻视形象塑造能力和维护能力。对突发事件预案的调研中，部分单位着重突出突发事件的应对环节，在人财物的配置上、在机制的设计上，缺少预案评估、政府和部门形象再造环节。危机处置中，部分领导干部不能将个人形象及部门形象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形象塑造是一种常态下的沟通与传播管理，这种意识还需成为共识。
舆情先发能力不强，媒体掌控力度不够。受体制、资源和资金影响，基层传统媒体转型较慢，在全国乃至全省缺少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虽借助外部平台如在微信、澎湃新闻、新浪网、网易开辟专栏或公众号，但是效果参差不齐，进而影响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
对宣传网信部门的业务指导认识有偏差。近年来，宣传、网信等部门积极发挥职能，积极指导和引导相关工作，共同提升了主流新闻舆论影响力。但是部分单位及个人政治站位不高，认识存在误区，认为此类工作是“增加工作负担”，不能有效配合，形成舆情风险点。
提高领导干部舆情引导能力的建议
进一步完善舆情应对机制，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克服舆情应对是临时性工作的认识误区，要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继续强化党委领导的工作格局，完善信息收集机制、舆情研判预警机制、应对决策机制、舆情引导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媒体接待与管理机制、形象塑造机制、群众参与机制、后勤保障机制等九大机制，增强部门协同性。积极构建舆情应对的多元结构，形成主管部门定向、网评员定位、媒体群众评议的模式，走好网络群众路线，解决舆情应对“声高和寡”问题。
强化专项培训，用好党校（行政学院）资源和自身资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要积极稳妥安排领导干部参加党校培训，不走过场，参训人员选派不打折扣。
强化实训实操，用好传统平台和新兴媒体，自我评价和媒体评价相结合。选派工作骨干和专业能手参与常态化新闻发布会及各类采访活动，锻炼队伍，增强全员媒体意识。积极和媒体人打交道做朋友，“知己知彼”，常打有准备之仗。
把握媒体发展趋势，用好内部平台和外部平台，坚持形式创新和内容创新相结合。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学习媒体平台操作技巧，提升自身形式创新的能力，同时坚持以内容创新为根本。近年来主流媒体 “翻车”现象时有发生，或是内容空泛，或是内容对立，要积极提高领导干部内容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满足公众“情绪价值”需求。
（作者单位：中共枣庄市委党校 课题项目：枣庄市社科联应用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