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好谦，元代成武县焦村人。他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元史·本纪》和《食货志》中提到了他对当时桑蚕业发展作出的贡献。1922年，柯劭忞编撰的《新元史》“列传第九十一”中，记载了他的事迹，并从农学家的角度叙述了他的作为。

在成武县汶上集镇的前苗楼村故址东南，有一通高大的元代石碑，该碑高约5米，龙头碑额，下有石赑屃承载，碑额刻篆书“廉访苗公先茔墓碑铭”，碑阴有苗氏宗系之图。这就是元代农学大家苗好谦的先祖墓地所在。

苗好谦祖籍在单父（今单县）留馈里刘家庄。元代初期，为躲避战乱，他的曾祖父举家搬迁到焦村的金庄里，即今天汶上镇前苗楼。

苗好谦从小就沉默寡言、性格刚毅，但办理事情很有条理。成年后，苗好谦所在的机构是御史台。

苗好谦并不是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御史台的。在元代，选拔官员不是只有科举一条道路。苗好谦开始只是当一个小书吏，由于他办事勤恳、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很快得到了上司赏识，他先后到工部、枢密院任吏曹。元代大德四年，因工作出色，苗好谦升任承务郎，任大都路都总管府推官，为从六品。当他准备上任时，朝廷又下诏让他担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元大德六年，苗好谦又调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都事，这个机构是设立于今天南京市的监察机构，监察权非常大。元大德十一年，苗好谦加封奉训大夫，为从五品，调任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肃政廉访司直属御史台，该机构的治所在今天的合肥市。

苗好谦时刻关注民间疾苦。他到民间巡查时，发现百姓缺衣少食，非常贫困。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蚕桑种植。

安徽一带的气候适合发展蚕桑业，经过调查，元代至大二年，苗好谦向皇帝上书，献种桑之法：“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周筑垣墙，以时收采桑葚，依法种之。”元武宗看到奏章后，非常赞赏，下诏颁布其法于各路施行。八年后，到了元代延祐三年，种桑的农民获得了很大的收益，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除此之外，蚕桑业的普及还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的税收也大大增加了。

元仁宗在了解情况后，“申命各路着为令”，也就是把苗好谦提倡的种桑养蚕建议，作为一项法令来推广。元延祐三年夏四月，“以淮东廉访司佥事苗好谦善课民农桑，赐衣一袭”，这是非常大的荣誉。

元代设有大司农司，专门负责农业事务。因为苗好谦的种桑之法大有成效，元仁宗诏苗好谦“入为司农丞”，为从三品。

元延祐五年，苗好谦观察到许多农民识字少，看不懂农书等情况，专门把栽植桑树、养蚕等要点，绘制成图画的形式，让不识字的农民一看就懂，这大大方便了栽桑养蚕知识的普及。他把绘制的图书命名为《栽桑图说》，交给了大司农司的长官。

在元代，朝廷规定，重要部门的正职官员非蒙古人不授，但当时蒙古人对于中原的农业生产并不了解。当看到苗好谦所绘制的《栽桑图说》后，他们认为非常符合实际，就在延祐五年九月把该书呈给了元仁宗。元仁宗仔细阅览后，说：“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于是，下诏命令“刊印千帙，散之民间”。《栽桑图说》因为印刷量较少，如今未见流传，但该书所收录的《耕织图》流传下来了。

苗好谦为什么对于蚕桑业如此内行呢？除了他本人的调查研究之外，与他是一个成武人有极大的关系。成武县在北宋时期就有植桑养蚕的传统，而且当时成武出产的一种丝绸在全国都非常有名。

庄绰是北宋末期人，是考证学家、民俗学家。他写了《鸡肋编》，书中描写了山东养蚕之事。苗好谦出生时，北宋已灭亡百余年，但植桑养蚕的传统一直保留着，这也正是他对植桑养蚕情有独钟的原因。

元代延祐年间，苗好谦担任司农丞后，对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这部重要农业书籍进行了重新修订编撰。《农桑辑要》是元代至元十年成书的，到苗好谦任职司农丞时，已过去四十多年，许多植桑养蚕的经验都发生了变化。根据当时桑蚕业的发展，苗好谦又对这部农书进行了修订。特别是卷三、卷四有关栽桑、养蚕的篇目，苗好谦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他通过走访桑农、蚕农来了解生产情况，并到田野和蚕房观察作物生长及农业生产，最终完善了《农桑辑要》，使之成为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内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其影响远及国外。

元代至治元年，元英宗即位，苗好谦被任命为江北淮南道肃政廉访司廉访使，这就是后人称他为“苗廉访”的由来。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开展巡查，使植桑养蚕工作得到了很好落实，因为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也在任上去世。在苗好谦去世之后，他所制定的植桑养蚕规定依然被执行下来。

成武县汶上集镇前苗楼村旧址现立有苗好谦先茔碑，该碑是元代所立，碑文由国子博士、从侍郎、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刘泰撰写，中顺大夫、陕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马儆之书丹，正中碑额上的“廉访苗公先茔碑铭”八个篆字，由资善大夫、御史台中丞冀德方所写。

文/图 张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