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扶贫减贫事业的历程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解决贫困问题付出了艰辛努力，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系统回顾我国扶贫减贫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扶贫减贫事业的发展，都对加强贫困治理、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作过深邃思考和系统阐述，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道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扶贫减贫理论体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历史性地提出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并将扶贫减贫事业放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我国扶贫治理体系不断创新完善，精准扶贫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贫困治理能力逐步提高，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七年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000多万，连续七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们贫困治理的演进可以概括为三次历史性跨越，这与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第一次跨越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层面探索解决贫困问题的治理之道。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党和政府关于贫困治理的核心举措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为消除贫困奠定根本制度基础。随着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相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消除贫困奠定了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次跨越是贫困治理方式实现从“被动的救济式扶贫”向“主动的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在此期间，我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一方面保持了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性质，成功避免了由于土地私有化必然产生的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把亿万潜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为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支撑，构建起了基于贫困人口受益的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和有利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三次跨越是从扶贫机制上实现由依赖经济增长的“漫灌效应”到脱贫攻坚的“靶向定位”。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我国贫困治理方式转变为精准施策，主要体现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见效精准”的扶贫全过程中，这一全新的扶贫模式以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效为核心，创造性地将党的主张、政府目标、经济行为和基层治理协同结合起来，实现了扶贫行为和结果导向的连续传递和动态反馈。这一扶贫方略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探索的经验总结，也为世界扶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中国70年来，面对动态变化的致贫因素和发展环境，党和政府不断推进贫困治理理念、制度和方式的变革创新，积累了很多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对扶贫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过“救济式扶贫”“放权搞活”“以工代赈”“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扶贫工作方针。每一次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是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如“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提出的，是不同阶段我国发展目标、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具体体现。70年的扶贫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扶贫减贫事业的领导，不断健全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体制，深化对贫困识别规律、扶贫治理规律、脱贫发展规律的认识，抓重点区域、抓集中连片、抓深度贫困，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政治保障。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思想。回顾70年的扶贫实践，我们一方面把人民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动力、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困人口参与生产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另一方面，我们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注重在扶贫过程中保障人民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切实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确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都不掉队。

　　三是坚持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的双重作用。我国70年扶贫开发历程充分证明，发挥好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也是夯实脱贫攻坚成效的正确选择。70年来，我们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引导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有序转移、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基本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逐步重视和探索市场机制在扶贫资源流动和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扶贫开发中高效投入，实现了引进来的“产业链”与贫困地区内生“资源链”的有机结合，为贫困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贫困人口素质提高构建起了长效机制。

　　四是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的良性互动。扶贫与治病一样，单靠“输血”达不到较好效果，需要造血输血协同，发挥两种方式的综合脱贫效应。我国在70年的反贫困治理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由于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的不同，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方式。即对除因先天因素之外的政策体制、资源缺乏等原因造成的贫困人口采取开发式扶贫措施，以激发贫困人口参与脱贫劳动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而对因病因残等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采取保障性扶贫措施，以兜住贫困人口的生活底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