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忠军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俗称为大革命时期。这是我们党的幼年阶段，各方面都还处于摸索状态。尽管如此，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与使命，我们党在乡村建设上做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探索，这对其后系列阶段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研究这一时期乡村建设实践，可以让我们更清晰、更直观感受到共产党初心的发端；总结其经验，对于今天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有积极借鉴意义。

以政治思想教育为先导，激发农民革命内在动力

旧社会农民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受剥削压迫最厉害，人数也最多，但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与奴化教育造成农民愚昧、保守、内卷化性格。无阶级意识、无科学理论指导，这是农民无法摆脱被剥削、被奴役命运的最根本原因。从中国实际看，彻底改变农民阶级的历史境遇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历史使命；同时，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把解决农村问题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点。引发农村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农民革命意识，激发他们“我要革命”的思想动力。所以，尽管我党成立之后确立以城市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但共产党的先驱者们始终思考如何把农民阶级引入革命的洪流。1923年陈独秀在《中国的农民问题》等文中指出，中国国民之革命若没有农民加入终不能成为大的民众革命。邓中夏疾呼要“唤醒这班农民群众”。一些共产党人还积极走村串户面对面向农民宣传鼓动。如，彭湃到田间地头向佃户宣讲革命思想，1923年冬阮啸仙等人到花县的石龙、平山等地赶圩进行街头演讲。为大规模、更系统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共产党人还利用国民政府支持创办了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的农运骨干遍及粤、湘、赣、闽、豫、桂等大半个中国，他们像火种一样四处播撒革命思想理论，直接引燃了全国农民运动高潮。大革命失败给共产党以重创，但土地革命很快风起云涌，这实际上得益于此前对农民政治思想教育积累下的“营养”，它在源源不断为革命提供“养分”。

建立农民协会，实行政权民选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农民协会，这些协会不同程度承担着乡村政权的职能。如1922年海陆丰县98个乡成立农会，这些农会在抑制随意加租税、调解民事纠纷以及监督法庭审判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摧毁沿途乡村旧政权，形成巨大权力真空后农民协会迅速填补，成为地方唯一权力机关。1925年广东省20多个县成立农民协会，这些农民协会实际承担着政权的职能。共产党顺势而为，在这些地方实行了民选乡村政权。1926年10月首先在广东开展了“乡民选举乡长”、“管理财政人员由乡民大会选出充任”。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明确乡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每三个月召集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乡务委员会为闭会期间执行机关。从1927年，湖北、江西、河南的等地许多县也成立了类似的乡政委员会。

减轻农民经济负担，维护其切身利益

农民最讲求实际。为了取得他们的政治认同，首先必须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农村，共产党人一般以嵌入农会或宗族的形式开展活动，他们利用这些机会帮助农民解决很多具体问题，有效维护了农民利益。如，在宗族内扶危解困，代表农民与地主做减租减息谈判斗争，筹办“济丧会”阻止地主劣绅借机放高利贷等等。在农会具有地方政权性质的广东、浙江等地，采取更激进措施。如，茶陵、海陆丰废除贫雇农欠地主豪绅的旧债务，取消不合理的田赋、契税制度，没收旧政权、土豪劣绅、宗族与寺庙公田分配给佃农或无地农民耕种，对违反者严惩直至枪决。

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乡村建设，是我们党百年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作者单位： 中共菏泽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