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菏泽游子张含英

菏泽游子话沧桑

 

童年和求学

 
    我的父亲曾受王鸿一(朝俊)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王鸿一是日本留学归来的曹州先进人物、同盟会会员，提倡办教育、兴实业，促进故乡落后面貌的变化。父亲追随他工作，并令我和两妹与未婚妻上学，劝母亲放足，入保姆学校。一家人都上学，在当时是一件新事，当然对我亦有所启发。

    我的童年有两件感入心灵而终身难忘的事。一是祖母领我看“修洋楼”的事。菏泽城里德国天主教堂为义和团(拳)所摧毁，事后须为其赔修。这本是一件小事，为什么使我印象如此深刻呢?因为后来知道洋楼的摧毁等举动，引起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即所谓庚子之变。由于清政府与列强订了卖国条约，才得平息。所以每次想到修洋楼，就联系到庚子之变，联系到我的出生年，激起了爱国热情。

    另一件事是受到黄河洪水的威胁。在1855年（清咸丰五年）以前，黄河走南道，即由开封到徐州南流入淮河，注黄海，这年黄河在河南兰封（今兰考）铜瓦厢诀口改道北流，由寿张夺大清河注渤海，近新旧河道分岐的顶点。于是曹州一带成为长期水灾严重地区。这些事都是祖母亲身所经，所所以她给我常讲黄河为患的可怕情景。而我在童年亦曾听到黄水暴发的报警锣声。在小学时又听到大禹治水的传说。这就使我产生了改造自然的愿望。

    由于王鸿一提倡办教育，所以我就先后上了创兴的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以后又于1914年（民国三年）上了由曹州中学和普通中学合并而成的、有名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业。这所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多是有名的教育家，有的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这正是我发育成长时期，所受德、智、体教育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并且组织“学生自治团”的活动，口号是“养勇习勤，忍苦耐劳，练习自治能力，结合爱国团体，自强不息”。我以成绩优良，在八个学期考试中，除第一学期外，均列全班之首。

    由于家庭生活贫困，中学毕业后，父亲要为我谋职求业。而菏泽有关人士商议，本县上大学的人很少，而以我的学习成绩尚好，以升学深造为宜，如能考取大学，愿对用费给以补助。既要升学，我首先考虑的则是选择终身事业的问题。根据个人的性格，所学课程的兴趣以及童年所受社会的影响，便选择治理黄河的行业，就是属于后来所称的水利事业的范畴。在当时讲，这本来是一条很窄的路子，但我却怀有很高的情趣和志愿。在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坚定地认为这条路子选对了。

    下一个问题就选择投考学校。经过调查知道所要学习的知识属于土木工程学系，而国立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最为出名。经考试幸得录取，于是于1918年秋季进入北洋大学预科。入学第二年就遇到“五四，，爱国运动，乃积极参加。因而被北洋大学取消学籍，乃转入北京大学理科物理系。北京是运动策源地，又开展文化运动，心胸倍加开阔，并且树立了“科学救国”的观念。然终因离开了所欲学习的科目，心感不足。遂于1921年申请山东省留美学生补助费，得到批准。但此款满足不了留学所需，乃决定以半工半读方式前往。

    到美国后，进入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年级，于1924年夏，以“毕业荣誉证”获得土木工程科学学士位而结业。又转入有名的康乃尔大学深造，于1925年夏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乃以怀念祖国，立即回国。

黄河研究一得

    从上述履历看，我直接参与黄河工作的时间并不多。但从1925年起，我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一直心系黄河，遇有适应时机，则从事调查研究，所以自称是一个“业余黄河研究者”。乃科学地总结治河历史的丰富经验，博览近代的科学技术资料，学习近代的治河论著，学习工人的治河实践，多次调查黄河流域实况，对于干流则从河口上溯青海贵德以上的龙羊峡，都有我的足迹。后于1947年8月，写了内容80条，约20000字的《黄河治理纲要》。这是我对于治理与开发黄河思想的概括和总结。，它的特点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突破传统的治河观念，主张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综合开发，除害兴利。当时油印若干册，分送有关部门请教，并向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提出讨论。南京《和平日报》于这年9月29日至10月2日分期全部登载。我认为它是根据早年认识黄河客观规律之作，自有不当或错误之处，而在以后的实践中，则证明是尚有所见的。现仅就《纲要》中关于治理与开发的原则内容摘录如下：

     “治理黄河应防止其祸患，并开发其资源，藉以安定社会，增加农产，便利交通，促进工业，由是而改善人民生活，并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准。”
 “治理黄河之方策与计戈Ⅱ，应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再则“黄河之治理为一错综复杂之问题，绝非一件工程或局部之整理所济事，必须采用多种工事，集合各方力量，共向此鹄前进，然后可望生效。”三则“治理黄河的各项工事，凡能作多目标计划者，应尽量兼颐。”所谓“多目标计划者，一种水利工程而使有多种功用之谓也。”应“与农业工矿交通及其他物资建设配合。”且“必抱有开发整个流域全部经济之宏大志愿。”

    “在治河方策拟定之后，应即随之拟具总计划，并包50年之治为多年研究的成果已经表达出来了；再则感到悲观，因为它不过是一纸空文，我生将难以见其实现。然我生有幸，二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俱兴，万象更新，蒸蒸日上。若干年后，由于经济建设之需要和科学技术之提高，大量工程之兴建和管理制度加强。黄河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纳要》则成为历史之资料。这正是伟大时代突飞猛进的必然现象。对个人来说，则又起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除旧迎新

    我是个“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是抗日战争后才开始有所觉悟的。

    我从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工作。主要是抱着“科学救国”观点，希望能发挥所长报效国家。由于我国水旱灾害特别严重，水利便成为一项重要业务，所以便专心一意地致力于此，以期有所作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成功以后，极为兴奋，以为中国时局将会大为改观。而实现国民党脱离了孙中山的路线，霸道横行，贪污腐败，国事日非。我则陷于业务，不问政治。遂使事与愿违，遭到严重的阻挠牵制，工作难以开展。而所怀救国抱负，终于落空。

    迨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于短期内占领了我国半壁锦秀河山。我随着国民党政府流亡重庆。童年所感受的亡国威胁，已在眼前，过着“殖民地”生活，日处水深火热之中。虽力求报国之道，但却又感激亡乏术，手足无措，徒发空叹，极为疚心。更以抗战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又在美国大力扶持下，实行反共政策，开展内战。经过这番长期的沉痛打击，以及抗日前的工作感受，对于如何救国，自不能以空叹了之，而心有所反思。

    一个人不管他关心不关心政治，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中生活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不问政治，是主观臆想。在一定的政府统治下，不管其主观上有什么理想，除特殊情况外，亦必然不自觉地为其政府服务。于是我才初步地认识到：在从事业务的同时，必须密切地关心政治，而且要选择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在其指导下前进。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什么？这对于一个长期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问题既然是出了，总是念念不忘，而要随时随地力求解答的。

    1948年，我在天津西沽村的国立北洋大学任校长。因长期经费没发，学校难以维持，于年底去南京。到了教育部，一位负责人说：“你去台湾吧，到那里还是一个校长。”事出意外，使我大吃一惊。欲返天津，而交通已断。一方面心怀校务，一方面又怕迫胁离开大陆，心情十分紧张，但又十分坚定。决意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留在南京，迎接解放。这是我一生的关键抉择，将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乃百方掩护，躲过去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万分高兴，大为庆祝。第三天，中国共产党派段君毅来到我家慰问，并嘱安心。稍后，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从开封来访，并约去该会工作，欣然接受，只是说，由于正在中央大学讲课，俟到学期结束，当即前往。

    张含英简介：张含英，字华甫，生于1900年5月1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月十二日)。出生地是山东省菏泽县城里三皇庙前街南端路西。菏泽县为当时曹州府治所在地。于1918年外出求学，除1925年夏到次年夏在故乡工作一年，则长期漂泊在外。只是在多次查勘黄河下游时曾路经菏泽境，但亦只于1965年在菏泽城里留宿。由于求学地点的变更，工作岗位的调动，以及由于工作关系而进行的调查研究、会议协商等，踪迹几遍全国，并曾旅居海外。

    1925年8月至1926年7月，任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爨部教员(菏泽)。1943年12月至1948年1月，任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兼水利组组长(这时短期间兼任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美国水利考察团团长，黄河治本团团长，兼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水利系教授。 1948年、2月至1949年1月，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天津)。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央大学教授(南京)。于1950年始长期居住北京。

    出版著作：《治河论丛》、《黄河志第三篇水文工程》、《水力学》、《黄河水患之控制》、《土壤之冲刷与控制》、《历代治河方略述要》与《防洪工程》等8部，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发表文章约20篇。

    文/张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