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嗣杰：“红墙摄影师”镜头里的共和国往事
钱嗣杰：“红墙摄影师”镜头里的共和国往事
近日，原新华社摄影部高级记者、曾担任毛主席专职摄影师的钱嗣杰老人接受新华网专访，和网友畅谈摄影生涯中经历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新华网 俞玮 摄
６０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对于从战火中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而言，６０年沧桑巨变书写得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壮丽篇章。翻开这部篇章，我们无法、也不能忽略一个名字——钱嗣杰，原新华社摄影部高级记者，一位被称为“红墙摄影师”的耄耋老人。
从１９４６年参军拿起相机的那刻起，他的名字就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透过他的镜头，人们看到了战争时期的浴血奋战，看到了和平年代的繁荣富强，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的风采，也看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
新华网：请您和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开始从事摄影记者这行的？
钱嗣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东北解放后共产党就到了我们那里。那时，我在佳木斯联合中学上学。有个老师他很喜欢空军，他跟我讲，将来共产党要建立航校，说我以后可以去当飞行员。我的身体条件比较好，因此做一名飞行员就成了我的梦想。
１９４６年参军后，我被派到了部队。当时中央有一个指示，就是要用文字和摄影报道记录解放战争的进程，所以在部队里加强了文字和摄影记者的力量。就这样，我拿起了照相机，当上了一名摄影记者。
过去我对照相完全不懂，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可能有相机。日本鬼子在８.１５投降时，有几个同学捡到一个日本照相机，一个胶卷，我们就“喀嚓、喀嚓”照，照完了胶卷一拿出来，一看啥都没有，又上一卷，第二卷照完了还没有。上第三卷时，遇到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你们照完了怎么不洗就拉开啦，不能拉开，照完要送照相馆洗。”我才知道照相要通过显影，显影完以后再放大，放大后再成照片。
所以我们完全是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学得摄影，而且一开始也走了很多弯路。因为胶卷有限，打一个仗才给两个胶卷，两个胶卷才２４张，得留着点拍。起先，用的器材都是日本货，破烂的，带着胶布，像一个箱子一样，拉出来以后“脚”就有跑光的地方，买一个胶布沾上，第二天不黏了再扔掉，再换新的。而且镜头也是很普通的镜头，远一点都照不上。现在想想，如果解放战争时候有个长镜头，不要多，有个９０的也好啊。现在用的小数码都是广角的，到１００多，可以近可以远，那个时候就是死镜头，离的远一点儿就照的小一点儿。
后来从部队调到东北画报，在东北画报摄影新闻班学习，学习完在画报实习了一个阶段，才又回到部队。
新华网：您当时主要是跟着哪个部队？
钱嗣杰：那时我们叫纵队，我是在第六纵队，负责１６、１７、１８三个师。当时主要是搞军事报道，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军民关系等等。一个纵队最多两个人，文字记者是哪儿打大仗就到哪儿，他们是流动的。我们摄影记者是在一个纵队不离开，只要打仗就跟着一个纵队三个师。
那时候，所有部队都愿意争取打仗。而我们摄影记者就是个“标志”，一下去大家就知道肯定是有战斗任务了，而且我们去的团肯定是主力。
新华网：除了跟着一个纵队不动，那时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还有什么不同？
钱嗣杰：如果你是文字记者，我不主张你到连部去，也不主张你到营部去，你最低是到团部，最好在师部。因为这个连的战斗电话都打到师部，你写战报发消息都在那儿，你到连里只了解一个连的情况，跟着冲锋陷阵更没必要，了解得信息很少。文字记者必须在后方，你的材料才丰富。
而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不一样，我们必须到前方，跟着营、跟着连、跟着排跑，这样才能拍到真正的战场上的画面。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我们摄影新闻班的同学互相就开玩笑说“咱们争取活到３０岁啊”。因为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很可能明天就会少几个人。
新华网：开国大典那天，您在做什么？
钱嗣杰：开国大典那天我在沈阳，当时正好在部队里，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就出去扭秧歌庆祝。那真是全城出动啊，机关干部、解放军、老百姓，满街都是秧歌队。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这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全民沸腾，大家欢欣鼓舞，没有别的活动，就是扭秧歌来庆祝。
新华网：您还记得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是哪年吗？
钱嗣杰：大概是１９５１年或者１９５２年的时候，在一个外事活动场合。我那时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的中央新闻组，专门负责拍中央领导活动以及一些国际会议等等。那会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的活动基本都在北京饭店，或者是中南海，接见一般都在中南海勤政殿（现已拆）。
新华网：您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
钱嗣杰：我是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９年给毛主席做专职摄影师的。我记得接到这个任务时，我还在非洲驻外，有一天刚跑到刚果就接到分社命令让我返回阿尔及利亚，一回去就告诉我说赶紧打理行装回北京。我心里还嘀咕，不知所为何事。回北京后，我去了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办公室，才知道是让我进中南海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
新华网：得知这个消息，是什么心情？
钱嗣杰：很激动，也有些忐忑。因为吴冷西社长亲自找我谈话，叮嘱我除了秘密活动外，毛主席每天的活动都要见报，必须把照片拍好，技术上要有绝对地把握。那时器材还比较落后，不能说快门响了，闪光灯亮了，没感光，那不行。吴冷西跟我说“假如你工作出了问题，不是你钱嗣杰检讨，是我吴冷西得检讨。”
那时候，国家领导人里只有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各有一名专职摄影师。我们是２４小时值班，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说有活动，马上就走。所以，即使我回到家，也要检查电话放好没有，就怕打电话来没接到。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完成好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新华网：您能跟我们回忆一下进中南海后，第一次见毛主席的场景吗？
钱嗣杰：１９６４年７月，我刚从非洲回来，本来应该休假两个月，结果不到一个礼拜，也就是差不多第五天的时候，中央办公厅就说“赶紧来上班，主席要出去，要去视察。”我就马上去了中南海，当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一看我来了，就把我带去见毛主席。
我记得主席正好拿着报，一看见我们就站起来，紧接着跟我握手，说“坐，都坐那儿。”然后，汪东兴就介绍说“钱嗣杰，新华社派来的，负责跟您活动。”于是，主席就问我从哪儿回来。我说从非洲回来。主席就让我给他讲讲非洲的情况。
之后，他又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钱。主席就“呀”了一声，说“你有钱，我是无产阶级。” 因为这是第一次离主席这么近，多少有些紧张，结果他这句玩笑话一说完，我心里立马就放松了。那次大概聊了２０分钟，我感觉主席很幽默，且平易近人。
新华网：在您给毛主席拍过的众多照片中，您个人最喜欢哪几张？
钱嗣杰：毛主席畅游长江，向大家挥手致意那张我比较喜欢，而且主席本人也很喜欢。那是一张富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很快，“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口号。
还有一张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晚上观赏烟火，主席本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扭头就从城楼上下来到了金水桥那儿一站，下面都是观众。大家就说主席怎么下来了，这时服务员想给主席搬个椅子，让他坐在桥上。主席拒绝了，席地而坐，老百姓一下子都涌了上来。那张照片就叫“主席金水桥席地而坐，和首都观众共赏节日烟火。”
另外，就是开第九次党代会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笑咪咪的，回忆七大是哪些人，八大是哪些人，九大是哪些人，结果大家哄堂大笑。那个抓拍的瞬间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新华网：在您眼中，毛主席是个什么样的人？
钱嗣杰：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我的摄影生涯中，也去过不少国家，参加过多次重大的国际会议，我有时也比较，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全才的。他是集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
主席很爱读书，古今中外的书他都看。通常国庆过后，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我们就去南方了。那个时候主席冬天基本不在北京过，一般去武汉和杭州住得多一些。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每次我们都会带五、六个大箱子，里面全是书。
新华网：您曾经给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三位领导人都拍过不少照片，网友很好奇，不同的领导人拍照都有哪些特点？
钱嗣杰：给中央领导拍照要掌握每位领导的特点。那时，我们每个摄影记者出去带２台相机，一个是１２０（底片），一个是１３５（底片）。
虽然我跟在毛主席身边好几年，但是，我从来都不敢对主席“摆拍”。主席有一种威严，那时候相机还是胶片的，一个动作最多也就２、３张，只能是摄影记者自己找角度，想办法。
周总理就不同，他比较随意，而且对记者很熟悉，知道记者需要什么。记者们都把他看作长辈，就像是单位的领导一样，和他商量稿子这么写行不行，照片哪张比较好等等。在大家眼里，最好拍得也是总理，他长得帅气，又有风度，不管笑不笑，气质都很好。而且，我们和总理比较熟，有时候我也敢对他说“总理，再过那边一点儿。”通常他都会照顾记者，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拍小平同志，也要注意他的特点。我记得有一次他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发言台是按照西方人的体格设计的，于是，我就和他们秘书处的同志说，希望能在台子上加一格。小平同志站在这个加高的台子上，拍出来的效果才会好看。照片出来后，小平同志本人看了也很满意。
新华网：您曾经作为随团摄影记者参加了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１９７１年第２６届联大会议，以及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美等，您怎么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地位的提升？
钱嗣杰：应该说，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我们是一步步奠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这一点，每次出去我们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
我第一次跟着周总理出去是参加万隆会议，那次会议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我刚从朝鲜战争上下来，上级指派我担任此次会议唯一一名随团摄影记者，并和一个报务员先去香港采购摄影器材、打字机、纸等。我记得我们是下午去的，还没来得及好好逛逛，当天晚上香港分社社长就临时决定让我们坐船先赴印尼。任务是保证总理信使的安全，因为他会给总理带去参加会议的一些文件和礼品。
正是这个临时决定，我们才躲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当我们几个先行抵达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一天多没有吃饭，心情非常沉重。好在很快得知周总理不在专机上，才放下心来。
总理到了之后，就跟我们说工作还要做，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把这次会议开的更成功，这也是对牺牲同志的一个安慰。因为有总理的鼓舞，大家才能振作起精神。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由于发言的国家比较多，为了节省时间，总理就把写好的发言稿先发给大家，然后他脱稿即兴讲话。总理发言时，走廊里都站满了工作人员，会场鸦雀无声。那天我也很紧张，因为只给我５分钟时间，限制非常严格。总理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话音刚落，底下就"哇"一声，气氛一下热烈起来。一场发言，全场鼓掌十几次，结束后许多国家领导人都争着上来和总理握手。
那几天，不少国家都向总理提出要和中国建交。总理的活动一场接一场，大概有４０多场活动。所以，我也跟着马不停蹄，整整五天五夜没睡觉。比如上午拍会场，中午就赶紧冲洗，冲洗完了下午再跟着，晚上继续忙。因为冲洗完胶卷，有时候胶卷干不了，就得拿着电扇在那儿来回吹。
不光是我，代表团的每个人都很忙，包括总理在内。连续几天总共只睡了十几个小时，但是，每个人都干劲十足，因为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增强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对许多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也是一个推进。
新华网：第２６届联大会议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这次又是什么感受？
钱嗣杰：参加联大会议和万隆会议不一样，时间上没那么紧张，而且我们的摄影装备也提高了不少。我们可以到美联社用传真机，往北京传照片。
会前会后，很多代表团都在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不光是跟团长接触，和团里成员也接触。别的代表团没这个场面，没人来围他们。那是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联大会议，可以说中国代表团比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还受欢迎。五星国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的照片，我在现场拍了，当时还有一些美国民众专门到联合国门前看升中国国旗。
新华网：１９７９年随邓小平访美期间，有没有哪个镜头至今仍让您记忆犹新？
钱嗣杰：我记得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那天晚上，小平同志出席了美方举行的一个“野炊式”烤肉晚宴。之后，一行人来到竞技场看马术表演，现场２０００余名观众向邓小平发出了欢呼声。这时，盛情的主人向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赠送了一顶当地产的骑士帽。我注意到，小平同志笑着接过了帽子，毫不犹豫地戴在了头上，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西部牛仔的骑士帽就像我们去西藏，人家敬献的哈达一样，戴上骑士帽是对当地人的尊重。这动人的一幕不仅在我的镜头里定格，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新华网：一位名为“摄影发烧友”的网友问，作为老一辈的摄影记者，您的镜头真实记录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请问，您怎么评价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的发展？
钱嗣杰：亲身经历了战争岁月的洗礼，再看到祖国的兴盛，真得是打从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想，我们６０年取得的光辉成就应该都会在今年的庆典上展现出来。
作为一名老摄影记者，最欣喜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摄影记者队伍的壮大。从过去图片的不被重视到如今的图文并茂，从落后的摄影器材到现在的人人都会使得小数码相机，摄影和人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贴近了。
前几天，我在天安门还看到一个６、７岁的小孩拿着数码小相机在那拍照，拍得也很好。有时候看一些年轻记者的片子，感觉他们也很有创意。而且，现在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还可以互为补充。过去，我们穷，给摄影记者的器材都不够。现在好了，如果有些场合只有文字记者能去，他们也可以兼职做摄影记者，多拍些照片回来。要是只有摄影记者能去，我想他们也可以做些文字报道。
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热爱摄影。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观察视角，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祖国每一天的发展与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