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古代诗人的“乌江诗”

　　 张德学

　　在中国历史上，项羽是一位十分著名的悲剧英雄，关于他与刘邦争霸失败、溃退乌江自刎的壮烈故事，一直在后世民间广为流传，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咏叹的文学题材。

　　《史记》的“项羽本纪”中，具体记述了项羽兵败后溃退乌江的情景。当时，早有乌江亭长隐藏于芦苇之中，自驾小船迎候他过江。这位亭长进言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而项羽回应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生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言毕，遂拔剑自刎。如此看来，项羽虽然兵败，但并非身陷一定死亡的绝地，还是有机会渡江逃走、以后东山再起的。于是，围绕项羽想不想渡江、能不能渡江、该不该渡江，许多文人墨客在歌咏时也就有了不同的视觉，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晚唐诗人杜牧有一首《题乌江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士重来未可知。”杜牧在诗中，首先以胜败乃兵家常事、“事不期”不可预料的道理讲起，强调大丈夫要包羞忍耻，能屈能伸，加上江东子弟的协助，卷士重来东山再起还是有希望的。杜牧这里所要阐明的，是兵家胜败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同时，也批判了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糊涂悲观思想。

　　到了北宋，文学家王安石也写有一首《叠题乌江亭》，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的诗中，开篇就明确指出项羽面临“壮士哀”、“势难回”的严酷现实，也就是说，长时间的纷乱征伐使将士们已经身心疲惫、士气低落，特别是垓下一败，项羽的军队几乎被打光，所以他的失败已成定局，仅仅依靠人力是无可挽回的，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又有哪个愿意再为项羽出力卖命、卷土重来呢？在王安石看来，世间一切事物的成功，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这样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没有了“天时地利”客观方面的“势”，任何英雄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主观上再努力，最终仍免不了陷入失败的结局。

　　“乌江诗”流传最广、最脍炙人口的，是南宋诗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这首诗，前两句与后两句是倒装句。其中所要阐明的，是至今人们思想起来，项羽不肯过江东在人格方面的真正原因，这即是一个人无论生死，都必须有气节、有担当，都必须具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从而她要表达的深意是，一个人活着，要做于国于民有贡献、有建树的豪杰，即使死了，也要像为国捐躯的将士们那样，做人们心中怀念的英雄。李清照这里借项羽之死所要强调的，是做人的原则，是比成功与失败更为重要的人格、气节问题。

　　综观三位古代诗人以项羽之死为题的“乌江诗”，无不含蕴着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只是出于他们的人生阅历不同、思想秉性不同，以致看问题的视觉不同罢了。杜牧出身名门，青年才俊，个性张扬，喜好军事，所以在诗中他是以兵家的角度，大力宣扬面对困难挫折永不言败的大无畏精神。王安石是政治家，他一生曾两次拜相，大力推行改革，但终因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失败。所以他是以政治家的角度，结合自己改革失败的教训，强调凡事必须顺势而为方能成功的道理。李清照被人誉为性情刚正的“女中丈夫”，她所处的时代，正值靖康之耻发生，二帝蒙难，国破家亡。在此情势下，她是以文人的角度，借诗阐发宁为玉碎为国捐躯、不为瓦全苟且偷生的英雄主义理想，批判南宋朝廷面对金朝侵略一味退让的丧权辱国行为。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题西林壁》一诗中曾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仔细品味三位古代诗人的“乌江诗”，我们总会在观物处事、分析问题等方面得到哲理方面的某种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