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筑教育千秋业——菏泽市牡丹区解元集完小发展纪实
文/ 常云辉
解元集完小正名于民国初期，培育桃李六十春秋。解元集几代人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不管是毕业于高等学府，还是粗通文墨，人生的第一站都要从解元集完小经过。我们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留住我们的乡愁，以启迪我们的后人。
时间追溯到明清时期，除基层的私塾外，官府还大办“社学”，作为官办地方学校，它比一般私塾正规。校址多凑祠堂、庙宇。据菏泽市志记载，当时每乡（古时称“都”）均有社学一处，据1592年（万历二十年）统计，全县社学达46所。据曹州志记载正统十一年（1447年）以后解元集就开始设为“解元都”。据此分析，1592年解元集有可能存在社学。
1880年（光绪六年）知县凌寿柏主持又兴建社学9处。其中城里4处：一设文昌宫，一设火神庙，一设城隍庙，一设武庙；农村5处：一设城东二十里伊庙，一设东沙土集，一设城南金堤集，一设城北小留集，一设城西解元集。这就是解元集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官办学校。社学的课程先后读《孝经》、《小学》、“四书”、《御制大浩》及该朝律令、婚丧、祭祀等礼节，其教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工资由官家供给。社学设在解元集西门里元帝庙内。（后来元帝庙失修，庙址以办学为主）
清末开始兴办近代教育，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把社学、书院、学宫等统称为学堂，到1907年，新式学堂遍设各地，这个阶段“解元集社学”更名为“解元集小学堂”。虽然在史料上没有查到解元集学堂的设置，但从清末学堂的快速发展以及解元集在城西的经济、文化、政治地位和解元集的人脉分析，学堂不仅不会撤销，并且会更进一步地壮大。小时候祖辈们总是把解元集完小称作学堂，把菏泽八中（坐落在解元集西门外，建于1958年）称作中学，这应该是他们延续了他们小时候对学校的叫法。据说解元集有多处学堂，有高级学堂、初级学堂、公办学堂、民办学堂之分。学堂的启蒙教育课程除“四书”、“五经”、《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外，还有《仓颉篇》、《博学篇》、《爱历篇》、《急求篇》、《蒙术》、《兔园册》、《太公家教》、《家范》、《蒙童训》、《蒙童须知》、《小学》、《龙文鞭影》、《幼童琼林》、《文学蒙求》等，礼、乐、射、御、书、数，简称“六艺”。其学制规定儿童7岁入初等小学堂，修业5年，高等小学堂修业4年，共9年。
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学堂”改称为“学校”，并一直沿用至今，解元集完小从此得名。
1908年农村各都也创办小学堂各1处，共62处。至1912年（民国元年）菏泽城乡共创办私立小学堂160余处，约计170个班，小学生5400余人。是年，学堂改称为学校，城里和农村各集镇大多有中心小学或完小。解元集是菏泽的大集镇，又是乡一级机构驻地，设中心小学或完小是毋庸置疑的。
今年80岁的退休教师王培勋介绍说：他父亲王修年生于1900年，高小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学习。1929年，响应当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大力兴办乡村教育”的号召，毅然回到家乡解元集完小任教。父亲的同事还有穆李村的穆道源，乔李村的李保善(字志良)，本村的杜守伦（字道武）等。
至1937年（民国26年）全市有中心小学（完小）25处，普通多级小学60处，单级小学287处，短期小学8处，在校生1.5万人。统计表中共分二十个区，其中解元集属第十一区，设中心小学（完小）1处，普通小学3处，单级小学17处。（以上史料均根据菏泽市志整理）
本村1900年以后出生的在解元集完小读书的学生不乏其人。从民国初年至1937年解元集完小为解元集一带培养了大批人才。例如：原南华县县长常乐进；原南华县西河区区长兼区委书记齐子英；原南华县永华区区委书记常合民；解放前工作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后任上海黄浦区东昌医院院长兼书记常锡荣；旅居马来西亚华侨、龙运大罢工组织者之一常天绪。还有：李保藏、常朝荣、常茂轩、常保钦、常保善、常守方、孟祥云、段振川、王培乾、王培学、李兆普、李学宇、李保森等，这些100岁左右的已故前辈们，都称得起解元集的文人。
1937年8月1日菏泽发生了7.0级强烈地震，震中就位于解元集村一代，村民死伤严重，房屋几近全部倒塌，整个村庄成为一片废墟。解元集完小的校舍更是荡然无存。村民忙于自救，学校被迫停学。
学校还没来得及修复，1938年5月，日军占领菏泽地区，为了长期盘据，1938年秋至1940年夏在菏泽到处修建炮楼、设据点、扩充伪军，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蚕食。在解元集村的东北方和西南方各建一个炮楼，经常对解元集及附近村庄进行扫荡，与抗日武装发生对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同时，民国政府为了抢占地盘，也在解元集建起了“联庄会”，由于士兵穿的是蓝色衣服，鲁西南人都称其为“蓝马嘎子”，属于国民党的地方杂牌军，为首的人物叫“张志刚”，所以解元集人又称其为“张志刚兵”。联庄会说是看家护村，实际上是对付共产党的，起到对解元集一带地下党组织监视和破坏的作用。联庄会占据解元集完小的地盘，在学校的遗址上建起了会部，院子的四周建了不少房子，中间是校场，他们的枪支也比较少，当兵的整天拿着长矛枪操练。见复读无望，很多学生都到邻村李堂村就读。
1938年以后，解元集实际上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一是日伪政府，二是民国政府，三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但民主政府是地下组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一直重视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原乾元区区委书记、中共南华县委宣传部长，革命烈士穆德谦的公开身份就是解元集完小教师。李正路也在任教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1942年任南华县西河区区长，解放后任上海某法院院长。李贤老师也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任解元集完小第一任校长，为学校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9年解元集重修了奶奶庙，但规模比地震前小得多，只修了正房三间，院墙和大门。这时在穆德谦、王修年等老师主持下又招集部分学生去奶奶庙复课。教材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个政府的教材。日本人编的奴化教育教材和民国政府教材都是铅印的，唯有共产党的教材是油印，但偏偏共产党的教材使用的最多。他们是这样处理的：在教室的墙壁上撬开一块砖，在里面掏一个洞，再用砖把洞口塞上。就这样挖了许多洞。有伪军检查时就把民国教材和共产党的教材藏在洞里，有民国政府检查时，就把日本的和共产党的教材藏在洞里。平时都学习共产党的教材。其实共产党的教材和国民党的教材，除了有政治色彩的部分以外，其他也都是国学，只是文章的取材有些不同而已。老师吃的是国民党的俸禄，所以在教材的选择上还是要避开一些风险。
解元集完小的教师们在这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培养着下一代，他们的主导思想首先站在了爱国第一线，自觉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看清了社会的是非曲直，自觉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解元集作为红色革命老区，有很多志士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有15人，直接或间接参加革命活动的有近百人，他们大都受过学校教育，这是否与解元集完小的教育理念有关系呢？
1940年春，利用解元集北门外唱大戏的机会，共产党地下南华县县委书记何建之和本村乾元区区委书记常合民运筹帷幄，招集解元集镇革命力量，一举夺下了农庄会的枪支。从此，南华县建立了革命武装，农庄会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久解元集完小又搬回了原址。
菏泽市志中这样记载：“由于日军侵占菏泽，抗日战争的爆发，菏泽市的小学缩减。只有日军鞭长莫及之处，仍保持了原教育的延续。”但解元集完小就是在这种三足鼎立的环境下，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奴化，使学校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何尝不是一种大智大勇的选择。
从1938年至解放前解元集完小培养了一批将才。譬如：原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正师职顾问段荷华；原海军司令部兵源处处长常玉明；原贵州省贵阳警备司令部副师级顾问李自忠；原中船重工第724研究所工会主席党委委员（副厅级）杨守林；原国营庆光电工厂（四四零三厂，大型地级军工企业）党委书记李大同等。这一时期毕业的高小生还有：王春修、常守成、常振文、王家书、李春福、常守书、常保录、王培善等。
解放前的农村学校儿童入学率很低，八岁入学，并且没有年龄上限，十几二十岁的人都可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是上不起学的，上学的都是家底稍微殷实一些的自足户。能上到高小毕业的更少。学校内没有女生，只有城里的女子学校招收女生，还有富户家的家庭私塾中有女生，上学的学生都是自己家的子女。
直到1947年，郭庄寨村的郭守同（建国后被正法）任国民党南华县乾元区区长，区部设在郭庄寨。解元集完小被迫迁到该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随迁的教师有：穆道源、张建舟、邓效光、晁秀华（女）、刘玉林、王修年、杜守伦、李保善等。今年93岁（1925年生）的郭庄寨老人郭云泉，1936年在解元集完小读高小。他说：“解元集的老师、学生、桌凳一起都搬到了郭庄寨。问及在哪里上课时，他说，在家庙。家庙有正房和东西配房，还借用了附近群众的房子。1948年菏泽解放，学校也就随之解散了。郭老先生参加了中共南华县1948年底召开的全县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杨振民县长做了恢复小学工作的动员，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来。会后他参加了恢复郭庄寨小学，成为了一名教师。
解元集完小的恢复是在座谈会之前，南华县1949年3月的教育工作总结中记录了恢复小学工作的情况：1948年12月6日南华县召开各区副区长及民政助理员会议，对恢复小学作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会后原来解元集完小的几位老师经过乾元区政府的同意就展开了工作。经过近十天的努力就恢复起了解元集完小。这几位教师是：桥李村的李保善老师，时年54岁；穆李村的穆道源老师，时年41岁；解元集村的王修年老师，时年48岁。
学校于1948年12月15日开学。第一期招生三个班共55人，全部都是男生，其中高小一个班，初小二个班，高小人数不过六、七人，和初小同班学习。这已经是当时南华县复课班级最多、学生最多的学校了。
学校仍然设在原来的校址，解元集西门里，有现成的房子，只是没有了校具。于是他们各方筹集，捐一部分，向群众借一部分，大部分是学生自带的。不统一、不正规，一切都在待完善中，但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开始，她是新中国的学校。
1949年，南华县为扩大学校规模，规范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为解元集完小增派了教师，并委派曾在解元集完小工作多年的地下共产党员李贤（东明县五霸岗人）任校长。1951年，拆了附近各村的庙宇，并刨了地主家的树木作为木料，配齐了课桌凳等校具。
李贤任职期间学校逐步走向规范化管理，教学质量也逐年提高，儿童入学率逐年提升，特别是女生比例也逐年攀升。
今年83岁的退休教师王新荣说，他17岁才开始上学，1952年上初小一年，1953年上高小一年，1954年考入菏泽二中。这一年解元集完小的升学率是100%。这对全县都是一个震动，很远的学生都来解元集读高小。那时不像现在一样划片招生，不管多远的只要考试过关都能上，当时解元集完小的学生北至吕陵杨庙，西至通古集、罗头侯、白杨张、韩庄、周庄、崔庄等，东至唐沙沃，南至寺李。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采集到解元集以外的学生信息。
1952年——1953年由刘士奇任校长，有人说要把学校迁到马岭岗，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最后刘士奇调离解元集完小，风波才得以平息。
1953年——1956年，由张永灿接任校长，教师有：王慎之、李富晨、李富一、李志良、袁守珍、王连秀、王延玲（女）、魏东岳、刘昆芳、李培建等。由于学校校舍不足，学生增多，仍使用了奶奶庙的房子做教室，直到建起了标准化的学校，才得以集中。
1956年，学校得以标准化重建，达到了“六配套”标准，一是有教室，二是有课桌凳，三是有操场，四是有院墙，五是有大门，六是有厕所。下面我们就从这六个方面看一下学校的硬件建设。原来学校的院落不太规则，东北角差一处院落的大小，政府出资做了征收，学校基本成了一个长方形地块，南北长约80米，东西宽约50米，大门朝北，坐在中间位置，两扇宽宽的大木门的门楼，顶部嵌着一颗硕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横写着“解元集完小”五个大字，大门两边的对联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觉壮观而威严。正对大门一条南北大道通到院子的最南端，大道两旁各有对称的三排房子各六间。北面第一排两边各有两座教室，中间一排东西两头各有一座教室，中间靠路的六间是教师宿舍；最前排和第一排相同，不过西边靠路的三间是教师办公室。中间一排房子院落西边，还建有三间房子是食堂，食堂前面高高的挂着一口铁钟，铁钟一遍遍的响声操控着全校师生的作息。
院子最南端的空地是操场，其实操场上也并没有多少设施，只有一个木架子的篮球架而已，有一个暄土坑，是供学生跳高跳远用的，在最前排教室的东山墙以东，还有一片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8米的空地，作为男生厕所，女生厕所和教师厕所设在校园的西南角，厕所都很简陋，露天的。
院墙自不必说，北面是大街，教室的后墙作院墙，其他三面都是居民，没院墙是不行的，只不过和房子一样，下面是几层砖，上面都是土坯墙。
全校能容纳九个班，500名左右的学生。增配了新桌凳，能满足小孩子两人一桌或三人一桌，木制的架子黑板。每到开学时，都能看到旧桌凳得到了维修，黑板刷的铮黑，还画有鲜红的田字格，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是一穷二白，县政府能投资建成这样的学校，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和城里的小学也不相上下，同年列入了菏泽县重点小学。
学校升级改造，实际上1955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为了不影响上课，房子边建边拆，一直到1957年才竣工。
解元集周边的小学，大多是初级小学，初小毕业后，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进入解元集完小高小部学习，所以，高小每年招两个班，初小每年招一个班。初小招生范围要小得多，只招收解元集周边村庄的儿童。
从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期近30年的时间，一直沿用了民国时期的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国家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主要考虑到百姓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家庭孩子读六年书都有困难，把小学分成两段，大部分人都能拿到一个学历。尽管如此，还是有上一、二年就辍学的。刚解放时，儿童的入学率很低，女生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到1963年或1964年，儿童入学率达到60%左右，女生占比30%左右。今年72岁的王素珍1954年就读于解元集完小，曾任二汽襄樊管理部物业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今年71岁的常冬芝，1955年就读于解元集完小，曾任菏泽三中高级教师。她们算得上女生中的佼佼者。随着社会的进步，入学率和女生比例逐步提高。
解放后的课程设置和解放前有较大的变化。初小设国语（后来改称语文），算术（后来改称数学），体育、音乐；高小增设自然、劳动、珠算。
在50年代国语课中仍然保留了“写仿”的内容，就是写毛笔字，另外，每个学生都有一块约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长方形石板，用石笔写字，主要是练习写字或作演草。一、二年级作业用铅笔写字，三年级开始用钢笔写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解元集的小学教育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正对大门的最南端建起了高约六米，宽约四米的主席台，中间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边是竖排的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室前后的窗户与窗户之间也都建有语录牌，用石灰泥出一块矩形的白墙，用黄漆或蓝漆刷上边，用红漆写上毛主席语录。路两边的山墙上更是不能浪费，黑板报和大字报几乎天天更新。经常批斗老师，开展大辩论，上街游行等活动。“红小将”们充满了“革命”气息。
“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小学缩短为五年制，开设课程有语文、算术、常识、体育、音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教育界刮起了“侯王建议”、“马振扶”事件、“张铁生”白卷英雄、“学黄帅大批师道尊严”、“狠批智育第一”、“读书无用论”等歪风。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教师不能安心讲课，学生更没有兴趣学习，学校的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由于工作的需要，学校人事经常发生变动，大致变动如下：1956年以后，先后有李宝珍、刘汉平、朱文德、皇甫明华、姚宪斌，朱月模、张合海、刘效言、朱明山担任过校长。据不完全统计，教师曾经有，魏文才、王炎、刘平（女）、张玉真（女）、王爱华（女）、马爱芝（女）、时维新、王培善、李正元、曹建华（女）、王金兰、吴长本、王守志、黄英（女）、刘殿成、项俊英（女）、赵素萍（女）、许景林、孙明俊、丁兆振、马卓强、王新荣、段兆俊、王玉环(女)、常凤月（女）、李大广、李凤山、李正华、朱荷田（女）、常保海、杨守华（女）、孟令山、李爱梅（女）、李学民、段德法、李素菊（女）、王素真（女）、侯传勋、贾凤瑞、常忠民、李正健、常乐卿、王新焕（女）、常志杰、李凤俊、葛钦、李素环（女）、王秋菊（女）、周建民（女）、李兰亭、侯桂玉（女）、李秀芳（女）、张庚寅、段素环（女）等。
解放后，解元集的小学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近2000名学生。学生毕业后有一大部分升入了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参加了工作，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原济南中国长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文山；原泰安市银监局党委书记常忠仁；原菏泽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副县级调研员常林生；原菏泽市城区企业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常乐群；原菏泽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王兴军；原菏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齐晓华；原潍坊市建设委员会工会主席、纪委副书记常忠岭；原菏泽市委（县级）副书记、牡丹区政协副主席李春林；菏泽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常健，山东泰山旅游设计院总经理常德军等。还有一大批教育卫生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和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解元集完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1959年，外村又新建了一些完小，学生都回到了本村就读，解元集完小的招生范围还有解南、解北、桥李、穆李四个大队。至1966年解元集完小的招生范围只有解南、解北和桥李三个大队。
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便于扫盲教育和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小学的布局方式按村级行政区域划分，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完全小学。在此原则下，1973年解元集完小分解为三所学校，分别是解南小学、解北小学和桥李小学。
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2001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因地制宜调整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此原则下，2001年解南小学和桥李小学被撤销，并入了牡丹区重点学校——解北小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教育资源逐步得到优化。学校规模的扩大使规模效益得到发挥，提高了办学效率，降低了政府办学成本，解北小学的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虽然原有的解元集完小消失了，但解元集的教育却得以空前的发展。在怀念解元集完小的同时，又对解元集教育的协调大发展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