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李学勤先生

　　——我和李先生的五次交往

　　潘建荣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李学勤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0时11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李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的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为当代和今后学者高度重视传世文献的探研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我认识李学勤先生是在2003年11月27日。当时我在山东省委党校学习，听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任齐鲁书社编审侯仰军说，李先生这两天来山东大学讲学。这对于痴迷于尧舜禹起源研究的我，无疑是十分惊喜的。我知道李先生是国内史学界泰斗，刚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正要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想必一定有话语权，于是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国家探源工程前往山东省菏泽市（古陶）考古探源致李学勤先生的函》。晚上8点半，我和侯仰军在学人大厦拜会了李先生。我汇报了菏泽境内有三百处龙山文化古遗址，再加上先秦文献有关尧舜禹起源鲁西南的记载，要求先生去菏泽探源。李先生说，据他掌握的历史文献与上古遗址材料，尧舜禹与菏泽关系密切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菏泽至今没有发现一座龙山时代城址。他说，潘主任你什么时候在菏泽发现龙山城，我就在菏泽主持全国或国际尧舜禹起源研讨会。他又提出2004年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可安排到菏泽召开，以扩大影响。此后的十余年，菏泽先后成立了“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都请李先生做名誉会长或学术顾问。我们配合山东省文物部门勘探出先秦成阳故城、宛朐故城、乘氏故城、昌邑故城，发掘了成阳故城、定陶岳石文化小城、黄肠题凑定陶王陵等，都是按照李先生指引的方向去工作的。后来又勘探了“尧葬成阳”之尧冢、“舜迁负夏”之城址、“汤葬于亳”之汤陵、“伊尹葬亳”之伊尹墓，皆龙山、夏商文化遗存；同时还按图索骥，勘探出《左传》记载的梁丘、句渎之丘、陶丘、曹南山、梦城、左丘、乘丘、常羊等数十处龙山遗址，验证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我第二次拜见李学勤先生是在2005年6月12日。当天上午，我和侯仰军在北京齐鲁饭店邀请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有关专家召开了“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讨会”。李学勤先生刚从国外回来，因健康原因没有参加座谈会，故下午我们专程去看望他。李先生提出让我们到研究先秦史的重点大学多走走，去开座谈会，宣传菏泽文化。按照李先生的建议，我和侯仰军、徐子红先后到天津、石家庄、安阳、西安、天水、汉中、郑州、济南、曲阜等地，同当地学者座谈交流，拓展菏泽文化的影响力。

　　第三次拜会李学勤先生是2005年9月在湖南长沙榕城宾馆。当时我在两湖考察楚文化与中原二楚丘的关系。入住长沙后，闻李学勤先生正下榻此处，参加楚文化研讨会，于是我到他房间进行了关于楚文化源头的交流。李先生认为，既然曹县、滑县二楚丘都上了《左传》，又都是龙山文化遗址，反映出楚人最早曾在这里活动过。通过李先生的启示，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配合省文物考古所对曹县楚丘遗址进行了勘探，发现该遗址含龙山、岳石及商周文化，其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此楚丘即是陆终氏最早的居地。

　　第四次拜会李学勤先生是在2007年3月24日，地点仍在清华大学他的寓所。一同拜访的有侯仰军和菏泽的彭祥海。侯仰军这时已博士毕业并调任中国书籍出版社副总编辑。这次主要向先生汇报了拟建济濮文化研究中心的设想。李先生说，菏泽是上《禹贡》的，就叫菏泽文化，就很妥切。接着就议论菏泽文化研讨会之事。李先生表示，如果工作、时间、身体都允许，他一定会参加。李先生非常谦虚谨慎，对他已出版的著作，统称为小书，并请我们批评指正，向我们赠送了《李学勤文集》。

　　第五次见李先生是在2009年9月8日。菏泽市委拟于11月份召开“菏泽文化研讨会”，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丰华同志、副部长杨晓军、办公室主任朱雷和我同去北京邀请历史考古界大家与会。李先生是第一个被邀请的史学界大家。李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尽管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仍坚持沏茶倒水、礼让水果，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孙部长说明来意，我又加以补充后，李先生沉思良久，答应与会。接着又十分兴奋地向我们介绍有关清华简的重点内容，说他今后要将主要精力投入清华简的研究。这次拜会，我们受益匪浅，感受甚深。看到这样一位古稀老人全身心投入到学术探研中去的追求探索精神，我等有什么理由再不努力奋斗呢！然而不巧的是，研讨会召开前夕，先生有了更重大的事情没法来菏泽。虽然没有与会，他却给大家写了一封贺信，对菏泽历史文化、特别是先秦史给予高度肯定，希望当地同志不懈努力，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一代宗师走了，不仅是中国史学、考古学事业的巨大损失，也终结了一个学术时代。我们在深切缅怀李先生的同时，更应奋发余生，把整理文献和考古事业做得更加扎实，以更丰硕的成果力证菏泽和中华文明史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