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北上或南下的日子

　　谢丽

　　 2008年的冬天，难以想象已经是近乎十年之前。但停留在记忆里的，是那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那年冬天，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四处飘散，寻找着适合生长发育的土壤。

　　 风雨飘摇中，我们有的向南，有的向北，在人事沉浮，在人心、市场和孔方兄的方圆中穿行。十年过去了，我们走到了2018。生活把我们也历练成为江湖——盛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敛起了激昂澎湃的青春激情，开始夹紧尾巴做人，却又一次次鼓动残余的激情扬帆远航，去收拾、摆渡着命运布设的残局。

　　 “走吧，走吧。”十多年前的毕业送行会上，我们大家为彼此饯行，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大话。但是，谁都明白，一别过后的十年，将会是人生中最困难的十年。我们走着，走着，有些人掉队了——才华横溢的师姐未及而立之年，已经成为京城一家报社的主笔，却意外在一场煤气中丧生……我还记得，十五年前的“大江破壁”。师兄孔大江硕士毕业后，面临着双重抉择，是进入体制，还是在辗转媒体，完成他由“学人”到媒体人的“英雄之变”。孔兄从胶东的一个小渔村考学出来，他的父母都是渔民，一生都没到过百里之外的县城。他却在升学考试中，次次开挂，一路向南，走进了济南的最高学府。最终，从长远生活考虑，他选择去了一家当时颇为高薪的北京媒体。

　　 之后，我们中更多的人，或选择进入体制，或选择在市场中淘金。一群从村里走出的青年，就这样走进了社会。经过若干年大学和城市生活的洗礼，大多数朋友阅历比较丰富，思想已经较为成熟，南下或北上，都是他们主动把握生活的选择。2008年之前，我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了济南一家媒体工作。后来，恋人从部队转业，我只好一起回到家乡。十年之内，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大都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北上或南下。一些人躲进了体制，在体制内拼搏、挣扎，一些人一直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资源和定位。还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孔兄，在供职的那家北京媒体效益每况愈下之后，选择去了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创意文化总监。薪水飞涨，如今的师兄，已经由一名学者型媒体人转型为儒雅的文化商人。前几天，翻看孔兄的朋友圈，发现了他家里偌大的客厅里，摆放着他本人和妻子亲手打制的木制沙发，上面雕着水印一般的木纹：forlife。于是，我凭空生出许多感慨：无论怎样的生活境遇，无论历经怎样的生活挣扎，我们总是还有对生活说保留的权力。这块保留地，于我，是一块属于写作的自留地；于孔兄，或许就是渐渐消隐的一块学术地域，和渐渐清晰的美好生活和温暖未来。

　　 去寻找一处生命中的水草丰美之地，安营扎寨。打制木质的家具，摆在阳光普照下的房间。然后，在每件家具的后背刻上熠熠生光的“forlife”。无论南下或者北上，我们都有在生活中建筑梦想的权力，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梦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