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倾赤诚

　　——追忆黄胄先生对中国艺术馆院建设的卓越贡献□晁中继

　　今年，是中国画大师黄胄先生逝世20周年。在纪念先生艺术成就和贡献的时刻，他对中国艺术馆院建设呕心沥血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令人感叹不已。

　　我与黄胄先生是以花结缘的。先生酷爱牡丹，而我作为从牡丹之乡菏泽走出的书画爱好者，有幸为先生的庭院培育、管理了花开娇艳的牡丹，以致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前往探望先生，随从先生参加一些重要活动，耳闻目睹了他为民族艺术振兴发展奔走呼号、献策献力的动人事迹。

　　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黄胄先生放眼中国艺术百废待兴、而有些人却妄自菲薄崇拜欧美的局面，心情焦虑地说：“我们当然要吸收外来的东西，但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了解、研究、保存并发展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一个耻辱啊！”于是他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呼吁要振兴民族艺术，加强基础建设。鉴于他的真知灼见、社会影响和艺术才华，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亲自点将，让他负责筹建中国画研究院 （现中国国家画院前身）的工作。黄胄先生重任在肩，全副身心投入，从研究院的选址、基建到具体布局，均亲历亲为，精益求精。遇到资金缺口，就出售自己的画加以解决。为了选一位优秀的院长，他又写信给文化部党组，极力推荐李可染先生就任。后来，李可染先生担任了院长，黄胄先生则受命担任了常务副院长。在李可染先生创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整个研究院的正常运转事宜都落到了黄胄先生身上。他既管行政，又管业务，把中国画研究院建立初期的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引领了当时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黄胄先生离开中国画研究院，心中又酝酿起另一个宏大计划：凭一己之力，建一处艺术馆。他说：“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富丽堂皇的艺术馆，展示达芬奇、梵高、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卓越成就，我们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应该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殿堂，让后人知道吴道子、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巨匠，领略灿烂辉煌的中国民族文化。”几经筹划，立说立行，名字定为炎黄艺术馆，经费由他个人出资，另引社会捐助。黄胄先生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并夜以继日作画加以出售筹措资金。社会有识之士为他的竭诚努力所感动，一些捐助也陆续转达。其中香港的富商李嘉诚先生，一次就送来100万元的支票。具有唐代建筑风格、宏伟壮观的炎黄艺术馆落成后，他紧接着就组织了一系列影响中外的重要展览，如《李可染遗作展》、《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画展》、《董其昌艺术展》、《华君武漫画展》、《海峡两岸名家名画展》、《抗日画卷展》等，充分发挥了艺术馆的功能作用。

　　年事已高的黄胄先生为中国民族艺术的基础建设竭诚奉献，操心费力，不幸累倒住进了医院。身上插满管子、打着吊针的他，仍然牵挂着自己钟情的民族艺术事业。一次，先生对前往探望的我说道：“小晁啊，若再有三五年的时间，炎黄艺术馆的各项工作就可基本理顺进入坦途了。”可令人遗憾的是，黄胄先生却于1997年4月23日过早地离别人世。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恭敬地把两盆洁白的菏泽牡丹安放在先生的灵前，以寄托无尽的哀思，让生前酷爱牡丹的老人家有花伴他长眠。

　　时光匆匆，黄胄先生离开我们已20个春秋，但他对中国民族艺术的杰出贡献，特别对艺术馆院建设付出的心血，却化作永恒，长留天地之间，为后世人们所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