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年味为什么越来越淡？

　　

摘要 : 从电视到移动网络，究竟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年味呢？

小时候过年，是一年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提前一个礼拜去小镇澡堂上洗个澡，剩下的，就是眼巴巴地等着发压岁钱和穿新衣了。

除夕晚上吃完饭，我和哥照例给奶奶去磕头。磕完头，奶奶总喜欢摸着我们的头，发了压岁钱，就会奖赏我们最爱的洋芋头吃。洋芋头是腌在陶瓮里的，酸里带着微甜，清脆可口，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腌制成的。奶奶去世后，再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滋味了。

大年夜守岁，那时没有收音机，也没电视，大人孩子围坐在煤炉边，火钵头帮着我们抵御最后一个冬天。这一晚，一大家族好十几口人嗑瓜子、吃糕点和炒米糖，三伯的评书《岳飞传》是守岁时不可少的高潮段落， “枪挑小梁王” 听了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睡眼惺忪时，大人说已经过了12点，我们才打着呵欠一个个上床睡去，满心期待着明天一大早穿新衣裳。

从乡村到城市，从少年到白头，几十年过去，故乡变成回不去的地方，春节也从欢天喜地的日子变成了心惊胆战的平常日子。当城市不能再承受漫天的烟火气味，红包大战直接秒杀了春节晚会时，春节的年味就变得愈加寡淡了。

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年味呢？

电视：被分隔的家庭

1983年，横空出世的《春节联欢晚会》，允诺给我们更多快乐的同时，第一次夺走了我们的年味。

那一年的春晚，我们是在村小学的一间大教室里看完的。产权属于村里的唯一一台电视机是当仁不让的节日主角，教室里挤满了老人、年轻人和孩子，以至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得挤在一起站在长条凳上，肉粘着肉，汗连着汗，一个大冬天，肉气蒸腾中，我们边大声喝彩，一遍也认识了唱电影《少林寺》插曲的美少女郑绪岚、演小品《吃鸡》的相声演员姜昆，当然还有唱歌好听、长期霸占春晚几十年的歌手李谷一。除了晚会精彩，小凳子上男女小伙伴之间偶尔令人惊颤的身体接触体验，也常常令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

正如威廉姆斯描述上世纪60年代电视在英国刚刚出现时，适应了大批进入城市的小家庭迫切需要的娱乐需求潮流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电视这个技术怪物几乎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第一次把人们从节日集市式的大规模聚会中，一个个驱赶进入小家庭的蜗居里。

再后来，在我们村子里，买了电视的先富起来的，只有几家万元户，这几家富人大户多少分流了春晚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这些家的亲戚朋友早一步从村小学的教室里撤了出来；等到90年代初，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买上电视之后，三伯的评书早就没人听了，姜昆、冯巩、牛群们在春晚上有模有样的表演，都比他老人家专业多了。一到除夕夜，家家堂屋里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前围拢着三三五五一家人，小伙子们再也不用去大户人家那里涎着脸去刷脸了，更不用去挤教室，或者去玩那些打铜钱、弹玻璃球的幼稚游戏了。

电视不仅分隔开来一家、一家的小家庭娱乐方式，也彻底割断了小伙伴们每逢过年从泥巴里寻找快乐的机会。电视节目里内容应有尽有，从魔术杂技到烟火表演，相比较而言,村子里的“跳马灯”、“送春”、“唱大戏”等传统民俗表演也显得太乡土了。

在第一波娱乐机器代表的技术潮流击败春节代表的民俗文化之后，大集市（大家庭）的节日聚会模式开始土崩瓦解，“天涯共此时”的机械、完全同质化的娱乐工业模式连接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春节节庆所代表的多元、零散的乡村文化彻底败下阵来。

(电视分割了传统的大家庭组织，更谋杀了我们的集体时间)

此时的电视，还在等待它的下一个挑战者。32年后，201年在移动互联网上8亿中国网民的红包大战中，电视和春晚一起沦为了传统“说书人”的角色，或者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互联网络：孤独的群体狂欢

2015年的春晚，让我们见识了红包大战带来的“数字狂欢”，有何等地疯癫痴狂！

先看看除夕夜微信红包的一份成绩单吧。2月18日的除夕夜，空气中飞来飞去的微信红包总数超过10亿个， 当晚20点到大年初一的0点48分，微信摇一摇的互动总数达到了110亿次，尤其是22点34分，人们摇红包的次数每分钟超过了8亿次，总共送出微信红包1.2亿个。

这一份成绩单还不包括QQ红包和支付宝红包。比起呆头呆脑地盯着电视屏幕，看那些你并不喜欢的演员，在那里表演你不感兴趣的节目，红包摇一摇这样的互动游戏，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你只要简单、拼命地摇晃手机，仿佛金山银山就会袭面而来。从黄牙小儿贷款到银发老翁，没有任何娱乐门槛，漫天雪花里飞舞着金钱的味道，何乐而不为？

网络上的红包游戏符合芒福德所批判的所有技术的机械效果，而明显缺少了有意义的功能效果。除夕夜的上空，空气中的每一个红包都在诱惑你，随时准备夺走你的时间和注意力，结果呢？你在虚拟网络空间上等的是不劳而获，为了一分钱或者一份4999元的红包，你的个人身份立马上成了网络皇帝马化腾帝国的子民，摇啊摇，摇啊摇，你甚至不知道给你发红包的是谁，也不用向任何人磕头行礼，疯狂地晃动你手中的iPhone吧，眼巴巴就等着红包砸头吧。

(微信红包本质上是个互动游戏，人们的时间受到彻底的碎片化破坏之后，得到的却是廉价的快乐)

这种“摇啊摇”的游戏像极了任何一款流行的网络游戏，你不用付出很多，得到的也只是廉价的快乐，失去的是完整的一段时间。一晚上下来，你摇到了几十块钱，除夕的记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如果说电视谋杀了我们的集体时间（和仪式有关），那么，互联网络则正在剥夺我们的个人时间（和个人体验的完整性有关）——每过一段时间，你总要拿起手机，看看微信上的朋友有什么新消息。从电视到互联网络的演进，正是波兹曼所说的文化不断向技术投降的过程，直到在马化腾和马云构建的无边界网络帝国疆域中，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失去了传统的滋味，就像张小龙关于微信的那一幅巨大宣传画里所揭示的那样，在虚拟网络中穿越无数数字神经系统的狂欢中，我们可以随时连线，成为虚拟群体的一分子，但我们始终只是那个孤独星球中四处游走的网络幽灵。一个人的狂欢，连接着一群人的孤独。

　　（责任编辑：李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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