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菏泽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评《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论集》

　　众所周知，菏泽上古历史非常辉煌。菏泽之名即来源于《尚书·禹贡》中的“导菏泽，被孟猪”；上古典籍之中，涉及到菏泽境内的地名多达一百多处；古史传说中的太昊、伏羲、炎帝、黄帝以及尧、舜、禹、汤等先贤圣哲的事迹也大多在菏泽境内发生；菏泽还是中华龙凤文化的发源地、商汤灭夏战争的发生地、西周曹国的繁衍地，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之中”的繁盛地，上古及三代历史文物之盛，罕有能与之相比者。

　　但是很可惜，祖先留下的辉煌历史在今天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宣传。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上古文献资料严重不足。上古时期文字本不发达，等到文字发达了，所记录的上古史又大多模糊不清，羼杂了大量传说、臆想和伪造的成分，很难从中解析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其次，菏泽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从古到今，黄河在菏泽境内屡屡决口，河水漫流，有时会长达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久，导致百姓流离、文明断绝，许多封建王朝不得不靠大量移民来维持一地人口的繁衍生息，一次次的文化断层使人们很难将前代历史延续下去。泛流的黄河水带来大量泥沙，在菏泽境内沉淀，淤积了河道，也湮没了先民在菏泽活动的痕迹，给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再次，菏泽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用于进行上古史研究的经费严重不足，也罕有著名历史学家或专业人才来菏泽从事历史研究工作，造成菏泽上古史研究力量缺失，在经济大潮和“抢祖宗”、“抢文化”的社会风潮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关于菏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较为薄弱，社会影响力差。“文献不足、贤士不足、研究不足”，正是今天菏泽历史文化研究的现状。

　　《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论集》一书就是在这样的现状下诞生的，它的出版极其不易。早在2009年，在本书主编、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先生的多方斡旋下，由山东华夏文化促进会、菏泽市人民政府等主办了“中国史前文明与鲁西南历史文化”研讨会，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殷玮璋教授、曹淑琴教授、宋镇豪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沈长云教授等著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指出位于鲁西南的菏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十分厚重。研讨会开过之后，潘建荣先生就一直在筹备本书的出版工作，历时数年，历经各种艰辛波折，克服了编纂人员不足、出版经费短缺等各种困难，最终出版。这是潘建荣先生多方争取、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菏泽本土历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在此特向潘先生及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书的出版，对探寻菏泽乃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新资料、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观点都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菏泽历史研究，促进菏泽地方文化传播，提高菏泽知名度，加强菏泽经济文化建设。

　　第一，本书的出版弥补了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资料上的不足，为菏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绝佳的研究平台。《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论集》甄选编辑了与菏泽上古历史相关的论文80余篇，涵盖了历史资料、名家经典及当前的最新研究进展等各个方面，论文内容则包括“史前历史地理”、“中华文明起源”、“夏商王朝遗迹”以及“菏泽境内考古发现与研究”等，相当全面。在每篇论文之前，均以编者按语的形式进行简短的说明和评价，既点出了编者的观点，又为读者提供了快速翻览和甄别选择的便利，起到了古籍编纂中“目录学”的作用。这样的编纂形式是经典的，同时也是创新的。从事菏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只需拥有本书，就等于拥有了一部菏泽上古史研究的百科全书，极大地节约了翻检和整理资料的时间。

　　第二，本书收录的论文，涉及到很多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思路，为丰富上古史研究成果、推动菏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在《菏泽市境内古代四泽十三水考》一文中，潘建荣先生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合民间地名流传及最新考古发现，为我们呈现出一副生动而完整的菏泽市境内上古时期水系图，将先民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呈现在我们面前。

　　研究历史者必先研究地理，因为地理环境是承载人类历史活动的载体，不论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还是民族性格的养成、历史事件的演进，都和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联。有了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对菏泽这个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形成就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菏泽之成为今日菏泽，其区域界限和人口结构都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划的结果，而是在地理和历史双重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有其必然性和独特性，可以追溯其原因和发展流变。因此，今日菏泽的形成本身，就是菏泽发展史上的一次长时段意义上的事件，这事件的人类参与度很低，却和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古时期菏泽的地理地貌以河湖为主要特征，弄清菏泽、雷夏泽、大野泽、孟渚泽以及济水、菏水、氾水等十三条河流的具体方位、流向以及在菏泽历史上的发展演进过程，对研究菏泽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能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有了对这四泽十三水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先民的生活、甄别文献的正误得失。

　　“四泽十三水考”只是众多论文中的一篇，其他如《历史文献与史前社会研究》中对五帝时代炎帝、太昊、少昊、黄帝四大族群系统的考察，《试说以龙凤为图腾的三皇五帝族源文化》中对“龙凤作为中华先民的综合图腾标志”的认定、对三皇五帝与龙凤图腾背景下各部族关系的考辨、对炎黄大战的重新解读以及对中华祖源文化的阐述等等，每一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第三，本书通过对名家经典以及今人研究的搜集和整理，借众多史学大家之口，已经初步勾勒出了菏泽从上古到夏商时期的基本历史框架。《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论集》以论集为名，但却绝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研究论文集。潘建荣先生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将众多纷杂的资料和论文编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系统，将上古至夏商时期菏泽先民4000年的历史生活画卷展现在了今人面前。

　　根据研究主题，本论文集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菏泽史前历史地理。在这一部分中，以《关于呈请中华探源工程专家组赴菏泽市探研古遗址的报告》、《菏泽市境内古代四泽十三水考》为代表的一批论文，非常详尽清晰地考察了菏泽这片土地的气候、地望、河流、沼泽以及先民生活的特殊地形构造“堌堆”，提出了菏泽境内十五个遗址群、四泽十三水等创新性的概念，将菏泽上古历史地理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二部分事关中华文明起源。潘建荣先生提出了“三皇五帝祖源文化”的概念，并辑结了吕思勉、徐旭生等史学大家的观点，结合自身研究成果，考定了华胥生伏羲于雷泽的史实，理清了炎黄二氏的起源与争端，明确了尧葬成阳、舜生姚墟皆在菏泽市牡丹区胡集村，论证了舜耕历山在菏泽境内。这些观点证据充分、说服力强、创新性足，充分说明了菏泽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第三部分为夏商王朝遗迹。沈长云教授、潘建荣先生等人的文章充分论证了“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夏桀都斟在鄄城”、“商族发祥于孟渚泽”、“商汤及以后九王都亳在曹县土山集”、“尧居陶、舜制陶于陶丘、商汤灭夏、叔振铎封曹都陶丘等均在今定陶西北”等学术观点，并对九州源流、伊尹事迹等历史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基本将夏人生活及商早期的历史面貌勾画清楚，呈现在今人面前。

　　三个部分互为犄角，理顺了上古至三代时期中华先民生活的地理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理清了史料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舛，形成了一个完备自足的上古史研究系统，勾勒出了菏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在所有这些部分中，始终贯穿着对菏泽境内考古发现的研究，这是本书诸作者始终贯彻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结果，也只有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得出的结论才能禁得起推敲，禁得住时间的考验。

　　从当前研究成果看，众多影响了中国上古进程史的重大事件都在菏泽境内发生，中国上古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在菏泽境内活动，菏泽上古史基本上也是中国上古史。对中国上古史来说，流传下来的史料严重不足，所见到的史料又大多是传说史料，许多人物、事件混杂在一起，错综复杂，几乎无从下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派提出了“疑古”的观点，将上古历史大多定为伪造，这是中国历史学的进步，但难免陷入疑古太过的困境；二十世纪末，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使人们的认识有了较大的逆转；如今，关于中国上古史，许多学者已经不再纠结于“信古、疑古”的分别，既不执着于一时一地一人的具体真伪，也不纠缠于某段史料的是非曲直，而是从历史学、神话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从多个角度去考察上古史，以求得一个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先民生存状态。《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论集》一书，理顺了资料，明确了观点，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此书的出版和流传，必将对菏泽历史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巨大的方便，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菏泽学院讲师 史学博士 彭国良

　　（责任编辑：李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