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重走南下路之十二

遵义：“转折之城”迎来新生（下）

本报特派记者 张伟 姜培军

　　南下干部到遵义

　　“接到接管历史名城遵义的命令，我们非常激动。大家都知道那是长征中召开遵义会议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南下干部、原冀鲁豫边区湖西地委书记陈濮如回忆到。解放初期，陈濮如担任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遵义是在1949年11月21日获得解放的。两天后，陈濮如率领大批南下干部进驻遵义。据陈濮如回忆，遵义地委1949年10月在湖南湘潭就成立了。从湘潭进军贵州的过程中，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为的就是早日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贵州人民。进入贵州，陈濮如看到的是山高坡陡、民贫地瘠、城乡萧条、百业凋敝的景象，广大群众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见此情景，广大干部战士自觉地加快了行军步伐。

　　要到达遵义，必须渡过乌江天险。南下干部到达乌江边的时候，船只已被国民党军队抢走或破坏，江岸找不到一只船。最后，同志们四处寻找，才找到一只小船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艄公。当陈濮如说他们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共产党、解放军时，老人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当年红军渡乌江，我就给他们划过船。”老人急忙找来他的儿子帮忙划船，从早晨忙到天黑，一次次往返运送南下干部渡过了乌江。陈濮如命人给他三块银元作为酬劳，可老人说什么也不要。

　　遵义地委的干部是1949年11月23日傍晚抵达遵义城的。他们到达时，大街小巷锣鼓喧天，市民走上街头，热烈庆祝遵义解放，欢迎南下干部接管。陈濮如他们来不及休息，连夜开会研究，安排派往遵义各县的干部尽快出发，迅速开展接管工作。

　　接管工作千头万绪，首先是建立机构，先城镇后乡村，根据干部力量逐级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征粮支前、稳定社会秩序、收缴武器等工作；然后按政法、工商、文教、财政、民政、军事等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开展工作。

　　南下干部面临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个财竭民穷的烂摊子。解放初期，遵义有8万人口，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号称“黔北粮仓”，但由于连年战乱，致使交通中断、生产停滞、市场萧条、税收减少，财政十分困难。与此同时，对于接收下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人员，人民政府必须先把他们供养起来，发给其必要的生活费，然后再分别进行安置，这就更加重了财政负担。

　　9月3日上午，记者见到了83岁的南下干部韩卫民老人，他长期在遵义市公安战线工作，曾任遵义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书记。据他回忆，遵义刚解放时，南下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来了不久就到冬天了，大部分干部战士只有两件单衣，常常冻得瑟瑟发抖。吃饭也不习惯，别说馒头了，连大米也很少吃到，主食经常是苞谷（玉米）和芋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南下干部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缺盐是贵州人民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吃不上盐，不少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南下干部进入贵州时，每人除了正常的行李、干粮外，还背了二斤盐，作为给贵州人民的见面礼。后来，省委又决定实行武装护运，组织商贩下乡，建立食盐分销店，卖低价盐，对困难农民实行无偿定量供应。一次，遵义地区桐梓县食盐脱销，县长亲自带队到贵阳运回两马车盐。当地群众把人民的县长同“刮民党”（国民党）的县长作鲜明的对比，一时传为佳话。

　　据韩卫民介绍，从解放之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遵义地委和遵义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都是冀鲁豫边区的南下干部，他们在遵义执政30多年，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遵义这片土地。

　　剿匪反特战犹酣

　　在遵义，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同样面临着严酷的剿匪斗争。

　　遵义解放初期，各种残余反动势力慑于我军声威，暂时隐蔽下来，但他们暗中串联，图谋“事变”，伺机发动叛乱。1950年初，谣言开始增多，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台湾反攻大陆，已在广东、福建登陆”等等。

　　当时匪徒的猖獗从下面这两件事可见一斑。据陈濮如回忆，1950年元宵节夜里，遵义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苗春亭（后任贵州省政协主席）等人由一座便桥上街，回来时他们提高了警惕，临时改走大桥，一个警卫员仍过便桥，遇匪徒打黑枪，子弹擦身而过，衣服上留下两个洞。

　　1950年1月14日，二野五兵团司令员、贵州省主席杨勇在参加完成都战役后，率兵团指挥机关胜利返回贵阳，途经遵义县刀靶水时遭匪徒伏击。杨勇亲自指挥还击，最终将匪徒击溃。

　　随着进军四川的军队陆续返回，在解放军的配合下，1950年3月，遵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至1950年下半年才彻底剿灭了境内的土匪，同时还逮捕了100多名潜伏在遵义城内的特务分子。从那以后，遵义的社会秩序才真正稳定下来。

　　红军山下新家园

　　漫步今天的遵义城，有关红军的地名俯首皆是，最有名的便是红军山。

　　9月3日，记者慕名到红军山采访。红军山位于遵义城区的凤凰山南麓，从1953年起，遵义市政府陆续将红军烈士遗骸集中安葬于此。经过53年的修整，这里已建成颇具规模的烈士陵园，目前有77名红军战士长眠此地。

　　从陵园大门拾级而上，苍松翠柏丛中，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纪念碑，上面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在纪念碑左侧，有一尊红军卫生员的铜像。他的脖子上、手臂上挂着许多红布带，前面一个长方形的香炉，里面冒出袅袅青烟。

　　不时有游人过来鞠躬、祭拜，然后上前摸一摸铜像的脚----日积月累，铜像的腿脚处铜漆褪尽，泛着光亮的金色。一位老人催促着他的孙子“快来摸一下，这是‘红军菩萨’，可灵了！”　　陵园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在周围百姓中流传着香灰可以治病、摸铜像可以消灾的说法。原来，铜像原型名叫龙思泉，是一名广西籍红军战士。1935年初，龙思泉随长征的部队进入遵义，为了给周围群众看病，他错过了部队出发的时间，在追赶部队的路上遇到土匪，不幸牺牲了。

　　群众们自发把卫生员安葬了，修了“红军坟”。从那以后，没钱看病的乡亲们就把希望寄托在“红军坟”上， 到这里凭吊、祈求的人常年不断。渐渐地，红军卫生员演化成百姓心中的神灵，被称为“红军菩萨”。

　　从烈士纪念碑顺着蜿蜒的山路向北，便是遵义城中的最高峰凤凰山。9月3日下午，退休女工刘女士等七八位遵义市民结伴登上了凤凰山顶的凤凰塔，一览遵义城全貌。“真是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呀！”“快看，我家在那边，不仔细看都找不出来了，变化太大了！”大家一边观看，一边发出惊呼和赞叹声。刘女士告诉记者，他们都是遵义的市民，平常由于工作忙，有好多年没到凤凰山上来过了。现在退休了，大家便相约来爬山，一睹家乡的变化。在他们的眼中，遵义变大了，楼变高了，环境更美了。

　　今天的遵义已经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文明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遵义市委、市政府决定，今后遵义要坚持走文化、旅游、会展协同发展道路，倾力打造“转折之城、会议之都”，建设文化旅游强市，将红色遵义打造成与“遵义会议”相匹配的世界品牌。

（责任编辑：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