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重走南下路之十二

　　贵州遵义，因为74年前一座小楼中召开的一次会议而彪炳史册，举世闻名。60年前，来自冀鲁豫边区的南下干部们在这里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政权。2009年9月2日，记者走进遵义，感受这座“转折之城”的无限魅力，追寻南下干部创立的丰功伟绩。

　　遵义：“转折之城”迎来新生（上）

　　本报特派记者 张 伟 姜培军

　　遵义会议放光芒

　　9月2日上午，记者到达黔北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全国农村精神文明会议的召开。遵义晚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宣部、全国文明办的主要领导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明办主任都将参加这次会议。他介绍说，遵义正在打造“转折之城，会议之都”这一城市品牌，如今，在遵义召开的各种会议越来越多了。

　　当日下午，我们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来到遵义老城，探访遵义会议会址，品味那部改天换日、扭转乾坤的“革命史诗大片”。不巧的是，为了迎接建国六十周年，那座闻名中外的两层小楼正在维修中，暂不对外开放，我们几经努力也未能一睹其真容。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在遵义城中建造了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私邸，堪称当年遵义城最高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人称“柏公馆”。当时的柏辉章一定不会想到，他这座占地528平方米的豪宅居然会成为中国革命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昔日柏公馆的名头，早就被毛泽东亲手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所代替，这也是所有革命旧址中，毛泽东惟一亲笔题写名字的地方。透过施工单位设置的围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六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虽然会址在维修，但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等展馆正常开放，使我们得以重温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一个个展馆内游人如织，训练有素的讲解员穿着统一的浅灰色红军服，头戴八角帽，引领游客穿越历史的时空，领略那决定中国命运的惊世“逆转”。

　　1935年1月的遵义，寒气袭人。红军陆续进入素有“黔北锁钥”之称的遵义城。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即使是这3万人，也早已成为一支缺弹少粮的疲惫之师。而此时蒋介石却对在湘江岸边未能置红军于死地耿耿于怀。他带着夫人宋美龄亲自督战40万国民党军队围追者截，发誓要“解决”3万中央红军。

　　40：3，如此力量对比，为长征以来的最大悬殊。在敌人步步紧逼之时，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跟随中央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聚集到了这座主楼二楼只有27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参加了这个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指挥的严重错误进行批判，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军事领导地位。

　　遵义市党史办主任张黔生认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最危急的时刻所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及时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国革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后，重新取得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以挥洒飘逸的才情和腾挪自如的技艺，一手导演了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甩掉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随后又指挥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

　　张黔生说，如果说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遵义会议就是这史诗中最扣人心弦的精彩乐章。

　　遵义会议陈列馆外，是一条具有典型黔北建筑风格的红军街。红军街上有“红一方面军军团史”、“毛泽东遗物展”、“三十位女红军的长征”、“陈云与遵义会议”等陈列室。街两侧商铺林立，集中了黔北名优特产和系列红色旅游纪念品。古朴而绚丽的红军街，既有革命元素和文化元素，又集参观、旅游、观光、购物于一体，游客徜徉于此，仿佛是在品读一部红色经典。

　　在距遵义会议会址约两公里的一个小巷内，坐落着一栋青砖黛顶的两层小楼，这里就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期间的旧居。据讲解员介绍，在遵义期间，他们三人住在同一栋小楼里，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探讨中国革命的去向，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为开好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小楼对面的一个大厅里正在进行一个名为“担架上的春天”的展览。展览用翔实的史料记录了遵义会议召开前，生病的毛泽东躺在摇摆不定的担架上，和同样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交流，取得他们支持的过程。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了解到，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实际上是从长征出发到遵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遵义会议只是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而已。

　　据南下干部、遵义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濮如回忆，刚解放时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遵义会议会址在哪里。遵义市公安局也曾在柏公馆的那座小楼上办公。“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曾挂在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所在的天主教堂门口。1954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给遵义市委发函，证实遵义会议是在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要求遵义市寻找并加以保护。遵义市委立即部署保护该建筑，并拍成照片，上报鉴定。不久之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电告贵州省委，证实会址就是这里。

　　1958年11月3日，当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来到遵义，一走进纪念馆大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啦。”当他们踏着窄窄的楼梯，走上二楼，邓小平也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挂钟下靠墙的那把藤椅说，“当年我就坐在那里。”

　　1961年，遵义会议会址开始对外开放，并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每年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的游客达100万人次以上，遵义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红色旅游圣地。

　　今天，我们隔着时空思量，才能真正体会到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小楼上那为期3天的会议，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如今人们来到遵义，在庆幸中国革命在这里转危为安的同时，也希望这座“转折之城”为自己带来好运，这未免有点迷信的色彩。但如果能从历史中汲取百折不挠、务求必胜的精神营养，沐浴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转运”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