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重走南下路之十二

　　贵阳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时蛰伏下来的特务、溃散的散兵游勇、地方土顽及各种反动势力暂时潜伏下来。解放后，这些匪特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新生的人民政权猖狂反扑，一时间黑云压境，硝烟再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过长途跋涉到贵州接管政权的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一放下背包就投入到残酷的剿匪斗争中。

　　剿匪斗顽敌 热血洒贵阳

　　本报特派记者　张　伟　姜培军

　　匪特威胁新生政权

　　中国菏泽网讯 8月31日上午，贵阳大雨初霁。坐落于贵阳市黔灵公园内的“解放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巍峨高大。游人走近，几只在纪念碑下啄食的白鸽扑棱着翅膀飞向蓝天。纪念碑四周，青松翠柏环绕，广场两侧桂花、玉兰等植物郁郁葱葱。年逾八旬的市民高春华介绍，这座于一九五六年建成的纪念碑，表达了贵阳人民对在贵州解放和剿匪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的崇高敬意。

　　采访中，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侯存明、郭留昌、王瑞迎等人都多次讲到接管贵阳后的剿匪斗争。侯存明老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叫《湘西剿匪记》，描写了解放初期湘西地区剿匪的残酷斗争，其时当时贵州的剿匪任务并不比湖南轻松。”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紧随二野五兵团的南下西进干部，刚进贵阳就面临着新的考验。南下干部、贵州日报原副总编辑郭留昌介绍，到达贵阳后，他和几名南下干部每天晚上都是和衣睡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时常听到窗外传来叭叭的枪响声，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当时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和一些土匪在夜里出来活动。党史资料记载，贵阳解放后，二野五兵团大部分军队赴川作战，贵州境内的土匪乘势作乱。南下干部、曾任贵阳地委宣传部长的孙汉章回忆，1950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贵阳地区土匪由2400余人猛增至14000余人，枪支由2000多支增至8000余支。其发展趋势，由小而大，由分散到集中，由隐蔽到公开，政治性更加明显。他们自称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解放人民军”、“西南游击纵队”、“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等等，并提出“破命保命”、“破产保产”等反动口号。

　　孙汉章回忆，1950年3月，土匪先后攻打贵阳地区的6个县城，我们的干部有上百名不幸牺牲。3月19日夜，修文县乌栗区政府被土匪围攻，区委书记王本彰及其他4名同志不幸牺牲，区武装委员会主任孙三保一人坚守阵地与敌斗争，直至20日下午5时，解围部队到达，才把土匪打退。3月20日，土匪围攻长顺县城，被我军收编不久的国民党旧部叛变投敌，我党政机关突围时牺牲32人。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下乡检查工作时，被土匪发现后包围，他率领干部、战士据守山头，与敌血战，直至壮烈牺牲。贵阳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于1950年3月24日从修文县撤至贵筑县花溪镇。第二天拂晓，就被土匪曹绍华部包围。激战至25日中午，军分区警卫部队派两个排配合，以强烈火力进行反击，才将土匪打退。还有小股土匪到处袭击新生的基层政权和工作队，抢劫车辆，暗杀工作人员，阻塞交通要道。

　　土匪不仅围攻政府，杀害干部，而且对当地群众也非常残忍。他们强迫、威胁、欺骗青壮年参加土匪队伍，不准群众接近南下干部。有一次，一名村民因卖给南下干部价值5升米的钉子，就被土匪残忍杀害。当地村民出城做生意，被土匪抓到就说是解放军的探子，货物被抢，人被杀害。一时间，刚刚解放的贵阳人心惶惶，群众大白天不敢上街，有的干部晚上外出开会时，不得不安排战士护送。

　　土匪作乱使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感到忧虑不安，如不给予坚决打击，彻底消灭，不仅南下干部难以站稳脚跟，也会失信于群众。因此，清剿土匪已经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据贵阳市第一任市长秦天真回忆，贵阳市和贵阳地委多次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决定在上级统一领导下对土匪进行集中围剿。

　　暗流乡剿灭众匪首

　　1950年3月30日，活动于贵阳至清镇一带的匪首麻幺弟（原名王志敏）纠集韩绶伯、郭英贵、吴仲渊、万国宽等土匪近1000人，聚集在贵阳市清镇县暗流乡下坝一带，企图攻打当地人民政府，得逞后再攻打清镇县城。

　　得到消息后，贵阳武装部门立即组织剿匪部队奔袭围歼。1950年3月31日凌晨4时，部队分两路向下坝开进。下坝的地主高某某家有枪支10余条，其岗哨布置到村口一带；大槽的大地主吴仲渊有枪支20余条，自家修筑有坚固的碉堡。剿匪部队避开土匪的路哨，隐蔽进入战斗区域。

　　1950年3月31日早晨约6时，剿匪部队与土匪正面接触。部队迅速抢占四周高地，将土匪包围。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一举歼匪320余人。匪大队长郭英祥、杨哲中，中队长王家齐、王自清，中队副石祥英、王仲祥等以下80余人被击毙，打伤敌匪70余人，生俘中队长王家义、瞿树臣、王希林、陈绍宽等以下173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12支，子弹3000发。 匪首麻幺弟被击伤后逃脱，其他匪众也纷纷溃逃。麻幺弟带着一部分土匪向暗流河——长冲一带逃窜，另一部分残匪向阳雀山——太阳坝一带逃窜。

　　匪首吴仲渊带领少部残匪逃回自家的碉堡负隅顽抗。剿匪部队首先强行攻破吴仲渊据守的碉堡，但吴仲渊通过地下暗道又逃到岩弯的岩洞口凭借天险顽抗。因为洞口上有垂石遮掩洞口，下是数十米的绝壁，易守难攻。因此，解放军爆破员从上面垂吊炸药包进行爆破，两次爆破均给人以地动山摇的感觉。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下，自知罪责难逃的吴仲渊在洞中自杀。

　　“瓮中捉鳖”擒获曹绍华

　　拥有7个匪兵师、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当年横行贵州，堪称“头号匪首”。众多参与过剿匪的解放军老战士、南下干部，都很熟悉这个名字。

　　曹绍华原是国民党贵州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军队溃败后，曹绍华潜入清镇、平坝、织金等地，纠合恶霸地主、地痞流氓及国民党散兵游勇，割据一方，大肆抢劫烧杀、截击车辆、破坏交通。“土匪一斗粮都不留给我们。”至今，在长顺县睦化乡，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仍记得曹绍华匪帮到村子里抢夺的情景。

　　1950年5月1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出第一号通缉令，通缉曹绍华。“就是拼上命，也要把曹绍华消灭掉。”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潘焱，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下了当时清剿曹绍华匪帮的经过。

　　1950年11月10日，解放军140团1营组成八个武工队，向土匪腹地疾进，目标只有一个——活捉匪首曹绍华。经过两天的追捕，终于在长顺县斗篷冲发现了曹绍华的行踪。斗篷冲是一个山沟，只住着不到10户人家。1950年11月13日，曹绍华正在韦克星家石板房内开作战会议，解放军把匪帮围在了斗篷冲的山沟里，在西、南两个方向的战士采用巧计顺利占领出口后，正面进攻开始了。

　　最后，在一个山洞中，屁股中枪的曹绍华被“瓮中捉鳖”。面对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这个头号匪首颓丧地“认输”：“在贵州，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随后，村民主动给解放军带路，堵住了匪徒逃跑的山垭口，使土匪全军覆没。

　　随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剿匪战役后，到1951年上半年，贵阳地区的土匪基本消灭干净。在残酷的剿匪斗争中，部分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战士英勇作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久经沙场，在抗日战争中没有牺牲，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倒下，却在解放后牺牲于贵州的剿匪斗争中，实在太可惜了。”谈到这些，南下干部、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王瑞迎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