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奇

馍票，顾名思义，是买馍买饭专用的票据。在20世纪生活最为困难的五六十年代，馍票简直太重要了。回忆这段历史，1954年出生的我，于1967年在更加贫困的黄河滩区读初中时，对馍票的认识和感情也就更加刻骨铭心。

四张白馍票这个故事，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却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68年春，我上初三。乡下生活虽比前些年有所好转，可学校周边的老百姓仍在不同程度地挨饿。学校司务处收到学生从家里捎来的高粱面、地瓜面，过秤交到伙房后，分别发给由黑黄色和土黄色两种纸张印刷的和其馍的颜色相似的黑馍票和地瓜面馍票。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同学，能吃上高粱面的黑馍。而家庭更加困难的学生，囊中基本上就是清一色的地瓜干面馍票。我，就是属于更困难的“地瓜一族”。可就连这种馍还不能多吃，我中午吃两个地瓜面窝窝再喝一碗白水煮白菜，撑不到下午下课就饿得心慌坐不住了。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伙房的教师售饭窗口里还是有些白馍的。这些白面馍的馍票，是用白色的纸张印刷的，很夺人眼球。有谁能想到，我作为“地瓜一族”，在初三临毕业前竟有四张白馍票。当时我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患上贫血症，面如土色。在学校附近村上居住的姥娘得知后，弄到三斤白面给我送到学校，交给伙房换了三斤白馍票，我如获至宝，坚持每周吃一个白馍解解馋。最后还剩下4个白馍票，就舍不得吃了。

可就在一次学生排队买饭时，排在我身后的岳彩香发现我一叠地瓜面馍票中竟夹有白馍票，对我张口就说：“陈奇，我太想吃个白馍了。你借给我一张行吗？”我听了不禁一怔，虽恋恋不舍，还是取出一张递给他。然而，他接过白馍票看到我还有三张，竟又说：“陈奇，你既然借了，那就再借给我一张，让我一次吃两个白面卷子过过瘾吧。”我虽极不情愿，可还是又抽出一张递给了他。

饭后，我仍然是半饥不饱的，就到校区操场上闲逛。我无意中看到校外的田野里有一个老人在放羊，看其面孔有些熟悉，再定睛一看，正是我姥娘的亲弟弟，我的舅姥爷。看到舅姥爷，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他老人家过得更加艰难。因其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旧政府邮电局供过职，在“文革”中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在城市里居住的舅姥娘，怕受到牵连，不得不与他断绝了夫妻关系等一切联系。为此，我姥娘更加关心疼爱这个苦命的弟弟。平常母亲送给姥娘一点好吃的东西，她总是悄悄吃一半留下一半，瞒着母亲送给舅姥爷……

我直奔伙房，把剩下的两张白馍票毫不犹豫地取出来，买了两个热乎乎的白面卷子。当我将其送到舅姥爷手里时，他看着我也同样是饥黄面瘦、缺乏营养的样子，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外甥，你还挨饿舍不得吃，这怎么行！”

“甭说了，舅姥爷，你快趁热吃了吧，我回学校上课了！”

说着，我再次翻越校沟，跨过篮球场。再回头望时，见本来就憨厚老实木讷的舅姥爷，此时，双手捧着馍，像一尊雕塑似的仍在呆呆地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