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立 编著
谢孔宾回到家，一盏昏黄的油灯，或是蜡烛，母亲盘腿坐在热炕上，把他的棉裤放在膝盖上，两只手费力地翻开棉裤的里面——因为棉裤太厚重，不像单裤那样容易翻，而且，虱子这种奇怪的昆虫，喜欢幽居在棉裤深处。
母亲仔细地翻看着棉裤的各个线脚和缝隙，找到虱子，就用手捏出来，然后在炕沿上轻轻地一挤，清脆有声。
过罢年，1947年春节过后返校，学校又迁到河南省商丘车站民安二街的一所民宅，东临诚善堂，西临同乐院（妓院）。由山东省迁到河南便成一所流亡学校了，跟老家断绝来往，生活极度困难，国民党当局开办社会救急，一人一天一个馍，一个馍一斤重。
谢孔宾等十余个学生造50个人的名册，每天领50个馍，吃喝也颇宽裕，1947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
春去夏来，暑假招生，那发榜的文字就由谢孔宾抄写，学校给补贴，这个时候，他就可到饭馆里买些花卷、煎包、大炉面、绿豆粥等饱餐几顿。
秋季开学，新生入校。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张题轩讲课生动，语言幽默，而且常常联系实际。“憨头瓜子长得大，谢孔宾就是这样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学生。”
语文老师的话，就像是为谢孔宾的未来背书，有的同学就主动找谢孔宾，因之他增多了几位好朋友，这些同学大都出身富裕，他们就在物质上帮助谢孔宾。
原先谢孔宾总感觉在班里抬不起头，除了他是个贫农的儿子，班里的那些人几乎都是富户的子弟。尽管当时兵荒马乱，但贫穷与富裕的差异就如云泥之别，富户的子弟吃的花的不成问题，家里的钱财足以使这些上学的富家子弟穿戴得光鲜亮丽、体体面面。一看，就是新式学堂里的学生，高中生就该这个样子。而谢孔宾呢，饥肠辘辘，面黄肌瘦，吃不饱不说，穿着那土布的、寒酸得像湖西老农民式样的破烂衣服，跻身于同学之间，简直像一个叫化子，闯进了大观园里宝玉的园地。
在老家农村时，乡里乡邻都不富裕，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富多少、穷多少，可一到城里的学校，强烈的对比感出来了，谢孔宾就明显地感到自己太寒碜了。他羡慕同班的同学们，他们的生活多么优裕，吃喝不愁。但谢孔宾并不妒忌他们，他只是为自己的寒酸，为自己父母的劳作辛苦而难以改变那贫寒的处境而难过。但他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地位、命运、出身的偶然，谁愿意过一种贫困潦倒的生活呢？谁愿意处人之下呢？在这种情况下，谢孔宾愈加努力，以出色的成绩及书法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们之中也许个别人在内心里嘲笑他的那身烂衣服，但必须尊重承认谢孔宾：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孩子竟然奋斗到了老师肯定的尖子，对未来抱有极大希望的尖子。
当时学生寝教合一，夏季到初秋这段时间，一人一张桌。因为谢孔宾个子高，他就课桌对着窗台拉开半米的距离，双脚搭在窗台上睡觉又舒展又凉快。
秋后又是冬，寒冷的冬天同学们挤在一起睡大通铺，相互取暖。在冬天里，友谊是可以取暖的，就如天寒白屋里的炉火。当时的冬天没有取暖的设备，教室里和户外一样寒冷，这时谢孔宾新交的一年级的朋友黄保民，把他哥哥的军用大衣转赠给了谢孔宾。当时谢孔宾只有一条破棉被、一件破短袄，而晚上再加上这件不太破旧的军用大衣，谢孔宾感到家当不少了，太宽裕了，分外满足。
1948年春天又是一个饥荒的春天。
在山东省立刘口中学求学的日子，谢孔宾虽然有好心的同学的帮助和接济，但毕竟是有限的。一个学期下来，吃穿用度是很可观的，生活难以为继，谢孔宾就不得不再多想办法。
当时的商丘车站，外边是一圈土墙寨围子。谢孔宾经常凭着学生证到北寨门外买一捆秫秸扛到寨里卖，一次可以赚5角钱。隔三差五地出去做贩卖秫秸的“小生意”以弥补生活需要，为此缺课越来越多，老师不但不批评，反而谅解谢孔宾的难处，从不追究旷课的理由。老师知道，谢孔宾不胡闹，为了填饱肚子，他只能以旷课来想办法挣些钱，这样才能继续读书。
但生活还得继续，谢孔宾喜欢看篮球比赛，学校门前有一块空地刚好做篮球场，刘口中学的学生和道南商邱师范球队的比赛常常在这里进行，也互有胜负。谢孔宾喜欢看篮球赛也想打篮球，可惜不会打。因为他从小生长在穷乡僻壤，从没见过篮球，像馒头大橡皮球他眼馋了多少年也买不起啊！当时他只有在月光下偷偷地拍打一番过把篮球瘾，这样练得多也敢参加班级比赛了。因为半路出家，缺乏基本功，打起来姿势不优美，常常惹人大笑。虽然姿势不优美，动作不协调，但威力是有的。他能从这边篮下把球扔到那边的篮板，有时甚至能投进篮圈，颇有气壮如牛之势，这也讨得同学的喜欢！
1948年暑假卖小工，去归德平护城堤，一天5斤白面，报酬不菲。甲长发给一把铁镐就上工了。一天到晚地干活，毒花花的太阳晒得头晕眼花，身上脱了一层皮又一层皮。那些国民党的兵痞当监工，手拿文明棍儿，不时地往小工头上敲打，“喂！好好地干。”但谢孔宾并没有松懈！他知道他们是拿打人开心取乐。
这样的吃苦受罪，在第五天的傍晚，谢孔宾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眼前像两副车轮飞速地旋转着，旋转得头晕恶心！是不是眼睛要失明，他真的害怕了。
从西北来了暴风雨，他抱起铁镐从堤上滚下去，钻进雨幕笼罩的高粱地里，拼命往西逃去。跑了三里多路远，来到一个村头，一棵梧桐树下，枕着露在地面上粗大的树根，带着一身湿淋淋的衣服睡着了。当一觉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半上午了，这时他才觉得脸上胳膊上阵阵刺痛，这是从高粱地里逃跑时，高粱叶子被风裹挟着、撕扯着，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脸、他的手，谢孔宾的胳膊上留下一道道血印，热辣辣地刺疼。
绕着路，回到学校，学校里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在嬉笑着打扑克呢！看见谢孔宾这副狼狈相不无嘲笑地说：“谢先生回来了，刚才有人找你。”
同学之间为什么还这样忍心开他的玩笑？谢孔宾没作任何辩解，倒头就睡，因为他太苦太累了，也以此无言的沉默表示对他们的不满。
“谢先生！”一个老人的声音把他喊醒，睁开惺忪的眼一看，不认识。
这老人马上说：“请先生写一个牌匾——河南省商丘万通客栈。”
这是谢孔宾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请求，他高兴又紧张地欣然从命了。
老人走后继续休息，可是再也睡不着了，思绪万千，不觉一阵孤独、苦闷、忧伤和不平袭上心头。街上轿车的喇叭声，西邻妓院的哭笑声，东邻诚善堂的诵经声交会合鸣，杂乱无章。他憎恨这种不和谐的社会音乐——虚伪、狂暴、野蛮，什么东西都有，有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人群、有衣食温饱无以为继而受侮辱受损害的人群，诚善堂里只有几个在那里独善其身，养尊处优，修身养性的“高人”算是“得其所”了，妓女们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吗？穷苦的学生们能加入他们的群体吗？不能，绝对不能，比登天还难！
鸿雁南飞，
芦花丽。
乐者尤乐，
流浪凄。
世情何两分？
同是秋意！
他这样问天问地，却得不到答案，苦苦地思索着。刘大白的一首诗《金钱》让谢孔宾产生了共鸣，这时不禁又默诵了一遍：“肩也不担，腿也不赶，手也不起茧，额也不流汗，尘土也不沾，烟煤也不染，锤钻针线锄铲，也不曾拿一件，居然穿得温暖而且绫罗绸缎，吃得香甜而且油腻肥鲜；住得安全而且楼台庭院；羞惭也羞惭，白住白吃白穿！呵，‘我将钱买过并无罪过’呵，你不见吃穿住的代价是金钱？哦，哪儿来的金钱？还不是劳工们血汗的结晶片！”对此谢孔宾很有些同心同声之感，似乎得到了慰藉和鼓舞。
这是谢孔宾的精神裂变，他看到和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他是既感受到同学的友谊、老师的欣赏，又对周围的现实感到痛苦和厌恶，既然现实是一个坏的世界，那么就要追寻理想的好世界。当时的谢孔宾正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龄，对现实的不满，就寄希望于未来，但未来的路子在哪里啊？
第六章 流 亡
现代中国，流亡学生有三个梯次：
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
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
第三梯次，内战发生，北地青年南走。
散文大家王鼎钧先生，曾写过他的流亡学生岁月。在一本叫做《怒目少年》里，王鼎钧说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吧，哪想到后来更远，更远……
为什么流亡，因为战争。战争是什么？是离别，是劳碌，是疾病，是饥饿，是欺骗，是殴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战争又是什么？是忍耐，是锻炼，是担当，是觉悟，是热情，是理想。
流亡辗转，使人“身体在路上”，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见识，也让这些流亡者多了思考，行万里路能使人受益。
在读王鼎钧先生的《怒目少年》那里面印象最深的是坐船，是一女学生因为男友花心而魂不守舍不知前路在何，于是负责监守的师母说了下面的话：“流亡学生好像朝不保夕，但是要有长远的打算，你的生命不止有十七岁，也许有七十岁。现在只是为将来做准备，现在天大的事，将来回头一看，都是小事。想想你的未来，想想你的父母，你要顶天立地站起来，站给辜负你的打击你的那个人看。
再是，流亡学生机会不多，首先弄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吗，得到了爱情以后呢？是结婚吗，再以后呢？生儿养女吗？一个流亡学生最重要的是读书，是追求知识，造就自己，这是主要目的，其他是次要目的，不要让次要目的妨碍了主要目的。你经过南阳，如果去游览了诸葛庐，很好，如果没有去，也没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主要目的。
人在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属于他，总是不甘心，这是人的迷惑。其实，既然失去了，就是应该失去，世上自然另有属于你的一份。只有知识应该属于学生，希望应该属于青年，不能失去，不该失去。”
《怒目少年》虽写的是抗战时的学生流亡，但我时时感到谢孔宾在国共内战时期的流亡。
1948年的夏季，“徐州成立国立中学一百班，管吃管穿。”虽是传闻，却十分可信，谢孔宾等三五个穷苦学生就爬上火车去徐州赶考。原来是山东省单县海岱中学在招生，谢孔宾又是单县人，报上名就被录取了。吃了几天饭，学校迁往南京，此时学生已无法无天，一窝蜂似的冲向火车站，检票口的检票员高声喊道：“同学们买票去！”
“老子是穷学生没钱买票！”一哄而上，一拥而过，势如洪水猛兽，所向披靡，着实痛快淋漓。
在写谢孔宾先生传记的时候，我搜集资料，发现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千里流亡学生的血泪——徐州解放前流亡学生去台亲历记》，这个资料里的很多时间和事件与谢孔宾先生重合；并且，我在菏泽学院中文系工作时，曾做东接待过与谢孔宾先生同时流亡，尔后辗转到台湾的一个时姓同学，是个将军，后来他在台湾给我制作了一方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