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立 编著
虱子,仿佛是那时人的标配,随身携带,谁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养着多少虱子。今天消灭一批,明天又有“新生代”卷土重来,与之搏斗,仿佛永无休止。
冬天没事了,太阳出来,因为农村没有取暖的设备,那就用免费的太阳,一个冬天,把虱子养肥了,这时正是大家捉虱子的好机会。村里的人,都会迈出屋子,有的靠墙根蹲下,有的搬个小板凳或椅子,坐在朝阳的地儿晒着太阳,懒洋洋的,但捉虱子却专心。人们翻开里面的衣裳缝,就会发现那些褐黑的小家伙,慢慢蠕动。这时人们用两个指甲尖合拢,把那小家伙挤在指甲缝,用力一挤,啪的一下,指甲尖处就留下殷红的血迹。挤得高兴,就退下棉裤,翻出棉裤腰来,在里面寻找,那往往是虱子的巢穴,两个手指甲忙不停,一挤一响,回回不空。
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道,冬天阿Q顶着好日头在街上走,看到王胡在墙根捉虱子,他也并排而坐,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因为阿Q觉得自己身上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且大,咬在嘴里不如王胡的虱子咯嘣声响,阿Q心中很是愤愤,产生了一丝嫉妒之心。
虱子的长相颇具富态,大腹便便,而头足不成比例的少。在古代文献里记载,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被囚禁在五国城,身上长满了虱子,大约养尊处优的皇帝老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为脏而生的昆虫,生性儒雅的他,竟然把这种陌生的东西形容为“状如琵琶”。
有句俗话:虱子多了不咬,饥荒(债务)多了不愁。一辈一辈,虱子陪伴我们长大,我们把虱子养大。
历史上关于虱子的记载竟然多与风雅有关,比较著名的是“扪虱而谈”。在魏晋时代,名士之间一边聊天,一边扪虱,扪虱,就是用手指甲轧死虱子。
在鲁迅的一篇考证文章里,详细介绍了这些名士生虱子的来历,和当时服用一种药品五石散有关。五石散,相当于现在的“大麻”,属于毒品范畴,会发作,如果遇水,容易死亡,所以,那时候的有钱人多数不敢洗澡。不洗澡,虱子就多,虱子多,就要一边扪虱一边清谈,就像现在人一边敲打键盘,一边聊天一样。没有地位,就不能服五石散,没有钱,就不能买电脑,当然,那些使用公家电脑,上班聊天者除外。
王安石是著名官僚,其人邋遢成趣。一次上朝,胡子上爬动着虱子,被当时皇帝嘲笑一番。上司嘲笑,下属就会拍马。有个人恭维地说:这个虱子不简单,爬上丞相胡子,得到皇帝御览。
拍马屁者左右逢源的功夫,看来在宋代就很盛行。至于前朝后国,如何继往开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略。
嵇康,长相俊美,魏晋风流,在他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自得地说自己“性本多虱”。可见,生虱子,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了。
曹操在他的《蒿里行》里,写过“铠甲生虱虮,白骨露於野”。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记述着毛泽东一边和斯诺谈话,一边把棉裤翻开捉虱子的文字。当然,斯诺也不知道虱子为何物,他惊奇地说:“我记得有一次和毛泽东谈话,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什么寄生物……”
在课堂上,谢孔宾听老师讲了一个笑话:
一个老师去学生家里家访,贫穷的学生没有什么菜肴招待,无奈中只好捉了一些虱子,用面粉裹成面团,放在油里炸熟。老师吃过,竟然大加赞赏,很怀疑是什么祖传美食,以至于对这个学生青眼有加。
笑话终究是笑话,不一定真实,但多少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贫穷的社会,无奈的生活。
谢孔宾在学校,住的是通铺,大家挤在一处。那是个虱子泛滥的时代,每晚临睡前,同学们的最后一件功课便是脱掉衣服猴子似的捉虱子。每个人都有,谁也不笑话谁。学生宿舍里没有厕所,厕所在学校门口,有好长一段距离。半夜起来撒尿,外面又黑又冷,没人愿意穿衣服跑一趟。刚开始大家都往自己的脸盆里撒,但装过尿的盆再洗脸,总觉得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怪味。当然也有调皮捣蛋的尿在睡觉人的脸盆里,事情败露后免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纷争。
后来胆大的学生想了个办法,将窗子弄个破洞(那时候都是纸窗户),小便的时候将家什送出窗外。大冬天滴水成冰,每天早晨,总有一股白亮亮的冰从宿舍窗前滑向教室门口。老师们心知肚明,命令大家互相监督。慑于集体的威力,没人敢当叛徒。
那时,人们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非常差,特别是在农村,夏天一身单衣服,冬天一身棉衣服,平时根本没有衣服进行轮换的,又没有条件洗澡,洗衣服没有洗衣粉和香皂,这种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给虱子的寄生创造了生存的温床。可以这样说,贫穷让虱子寄生在中国人身上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欺负人们数不清的年年月月,连武则天、慈禧太后都抓过虱子,况且普通老百姓。
虱子与人共度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人们经常随口就用虱子编出来很多歇后语:如“秃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裤裆里的虱子——你算个几(虮)?”等等,诙谐某一种事物或事情。
对于捉虱子这种事,谢孔宾和那些同学已经练成了“意到、手到、虱子到”的高超本领。坐在教室里正认真读书,或是躺着床上睡觉,或是在路上行走,或正在吃饭时,身体某处一痒,伸手进衣,捉出来一看,好大一只虱子,通体褐色,肚子圆鼓。看到自己鲜血喂养长大的虱子,当时的他和众多人一样,丝毫没有羞涩,也没有对它产生憎恶,能稳稳地捉住它们,那是一种莫名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