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

少年时，当母亲为我做好饭菜，满脸热汗地跨骑着自行车，向着工厂的方向飞奔时，她微胖的身躯竟如离弦之箭般轻盈。我坐在窗前，目视她的离开，看她的身影穿过职工宿舍，隐没在湍急的车流中……这时，我常常觉得母亲过于忙碌。在这样匆匆忙忙的生活里，她的爱情又安放在哪里？

母亲是我们当地一家棉麻公司的职工。20世纪70年代，工人接班还很盛行，姥爷是这家公司的经理，母亲便顺理成章地接了班。我的两个舅舅读到高中毕业是知识青年，母亲没有这样的幸运，她很早便开始帮姥姥带孩子……刷锅、洗碗、做饭、整理灶台和房间，这些成年女性该做的事情，母亲很早便学会了，一做就是40多年。母亲没有正式读过书，只上过十几天夜校，勉强识得一些简单的汉字。如此“资历”，母亲自然胜任不了管理和技术性质的工作，她便获益于姥爷的关照，在棉厂做一份发油员的工作。

当地棉农卖完棉花后，棉麻公司便会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一些质量上乘的食用棉油。棉农来领油时，母亲就负责审查油单，确认后再按照规定和标准，让棉农自己打出对应重量和质量的棉油。工作清闲也轻松，没有体力劳作也不需要劳心费脑。同时，因掌握审油单“大权”，别人也都不会得罪她——尤其是老家的棉农，领油时常常给她捎点鸡蛋、饼干什么的。

当时人情淳朴，母亲人缘也好，走到哪里都是热情、温顺、爽朗的。姥爷是做管理工作的，她对人际交往之类的事，向来都是敏感又“无师自通”。进入棉麻公司工作时，母亲已经27岁，同事们都很喜欢这位温顺、厚道、本分，偶尔也会使个不害人的小心眼，为自己争取点利益的姑娘。半年后，姥爷开始为母亲物色对象，看似温和淳厚的她，心底却藏着股傲气，一心想找个“国家干部”。干部身份当时还是相当吃香的。母亲在姥爷一个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干部身份的父亲。

“你爸爸啊，那时候满脸的青春痘。每次见面，都穿一件白衬衣和蓝棉布裤子。实话，我当时真没看上他呀……”后来，母亲不止一次说给我们姐弟四人听，怅然的叹息中掩藏着深长的幽怨。我不曾细细体味过，母亲和她的爱情。但是，母亲和父亲一定是有爱的，温柔、低徊、交融又牢不可破。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婚姻中，共同担负起生活的不如意。面对脾气古怪、性情暴躁的婆婆，母亲悄悄隐忍了，她由家境优渥的城里大妞，成为一个会琢磨婆婆心思、讨婆婆欢心的儿媳妇……父亲9岁时，爷爷便离世了，家境可以用穷困潦倒形容，和母亲结婚时，家里还买不起锅，用铁桶煮饭……生活的磋磨反倒让母亲愈发坚韧，将市井智慧与勤勉化作持家的利刃，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父亲每月的工资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她都会一笔一笔攒起来，一并交给父亲。后来，父亲将攒下的银钱化作砖瓦，为幼年失怙的小叔筑起婚房——那年月，长兄如父的担子沉得能压弯脊梁。

后来，我们姐弟四人相继出生，母亲把更多的爱给了她的孩子。她执念于教育的功效，我们姐弟四人中，除了我本科毕业外，两个妹妹都读了研究生，最顽劣调皮的小弟如今一边在国企工作，一边继续读管理学博士。2016年冬天，父亲母亲和我们围坐在床前，送走了在90岁岁尾安详离世的奶奶。奶奶弥留之际一直重复一句话：“树兰（妈妈的名字）是个好媳妇。好媳妇能托起一个家的兴旺发达。”

四十年的晨昏交替，母亲把她的爱情修筑成一条笔直的坦道，让我们一家人沿着幸福的足迹，沐浴着爱的暖光，走向城市，实现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