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尔

年少时以为，亲人的离去可能如一场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雨水冲刷过后，太阳便又出来了。而立之年后才知，亲人的离去哪里是暴雨，分明是此生漫长的潮湿，渗入骨髓，浸透心脾，永远也干不透。

前年姥姥走的时候102岁，瓜熟蒂落，寿终正寝，都说是喜丧。我站在灵堂前，看着那张书写着岁月痕迹却又异常安详的脸，觉得姥姥只是睡着了。那件暗红色对襟寿衣，图样考究，刺绣精美，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葬礼上，哀乐声刺破北方的冬。舅舅、姨妈和妈妈，机械地完成着各种仪式，脸上看不出悲喜。我搀扶着大姨，感受到她的手臂在轻微颤抖。来吊唁的人们都说老太太有福气，活了一个多世纪，走时儿孙满堂。我随之点头应和，心中却泛起一阵酸楚——他们不知道，抚育我三十年的姥姥走了，我的灵魂似乎也被带走了一块。

此后的几个月，我常在深夜莫名醒来。三十五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年纪，白天需上班工作，回家要陪尚年幼的孩子，周末要忙家务或加班。生活像一辆疾驰的列车，不容许我停下来悲伤。只有在午夜梦回时，那些关于姥姥的记忆才会悄然浮现，像老房子墙角的湿痕，不声不响地蔓延开来。

姥姥是生于1923年的“半小脚”女性。所谓“半小脚”，是因姥姥作为家中独女，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续弦另娶，疏于对裹小脚的“监督”，姥姥的脚自然就不如那些真正“小脚”一般变形得彻底。但自小我就见过姥姥的脚，仍然带有旧时代的明显印记，一米六五的身高，老年时只能穿34码的鞋，五根脚趾也下扣变形。

姥姥和姥爷都是外省人，20世纪50年代来到曹县。在我小时候，姥姥总是一边做饭，一边给我讲“那年头”的故事。比如，年轻的时候，她怎么藏进红薯窖躲避日本兵；姥爷在省城工作的时候，她如何在老家辛苦劳作；姥爷上大学要交学费的时候，她又下定了何种决心，怎样把地卖干卖净供姥爷上学。

这些故事在我听来就像天方夜谭，直到渐渐懂事，才惊觉那些教科书上的年份，都曾真实地从姥姥的生命里碾过。

去年清明节，去姥姥的墓地烧完纸，我回了一趟老屋。发现姥姥的一个小匣子还放在床头，母亲说留着是个念想。我打开小匣子，装着些小首饰、票据、针线和布头。突然，几张粮票占据了我的视线。1969年的，已经泛黄发脆。我想到她那时一定精心计算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去粮站换回全家的口粮。如今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扫码即走，女儿已经无法理解“凭票供应”是什么意思了。

女儿今年上幼儿园小班，老师曾布置家园共育任务，问孩子们“家里年龄最大的人是谁”，并要向孩子讲解年长与年幼的区别。她歪着头跟我说：“是老姥姥！”小孩子不懂死亡，在她心里，老姥姥就是那位眯着眼睛晒太阳的很老很老的老太太。我喉咙一紧，想起姥姥九十岁时还能包饺子，把面团擀得又圆又薄；九十九岁时还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逗玩。前年女儿刚会走路，跌跌撞撞地追着太姥姥玩，一老一小笑作一团。如今一个埋在了黄土里，一个已经会和大人斗智斗勇了。

几年前，曾有一位同事请假奔丧，回来时眼睛布满血丝。我递过去一包纸巾，什么也没说。二十五岁时我也这样，以为悲伤应该声势浩大，痛哭过后就能重新出发。如今才懂，真正的离别是日后无数个瞬间的怅然若失：看到某件衣服想给她买，遇到某件趣事想转述给她，看到某个老物件想问问来由……但如今，我做了拿手菜，却再没人夸“跟你姥姥做的一个味”。

春节全家聚餐时，长辈突然说起老年人的身后事，饭桌上顿时安静下来。席间有小孩子天真地问：“是谁要死了吗？”我们这些小辈急忙呵斥孩子，我却看见长辈们相视一笑。他们说：“活到我们这个岁数，得把事情都安排好。”这些话很平静，我的筷子却差点拿不稳。原来，长辈们已经走到了需要思考这些事的年纪，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姥姥留下的老式座钟还在走，我拿来放在家中。每隔一小时就发出沙哑的报时声，像老人的咳嗽。母亲找人给姥姥画的碳晶独照，也仍挂在家里客厅显眼的位置，说看着踏实。我开始理解这种执念——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些旧物来证明某些人、某些东西确实存在过。女儿有时总嫌钟声吵，我却渐渐爱上了这种提醒：时间在流逝，孩子在长大，而我们都在老去。

前段时间整理相册，有两张照片让我思绪万千。一张是姥姥七十二岁时照的，她站在刚盖好的房前笑得灿烂，院中有一株半大的枣树苗。另一张是2003年秋天，我读初中的时候与姥姥、妈妈在院中的合影，背后的枣树早已成材，硕果累累。

一个世纪的光阴里，她经历过裹脚与放足，土炕与席梦思，煤油灯与LED灯。我想起她常说“现在的人真有福气”，语气里没有嫉妒，只有纯粹的欣慰。这种跨越时代的豁达，或许就是长寿赋予她的智慧。

姥姥去世两周年那天，我梦见她在老房的枣树下捡枣儿。醒来时窗外正下着雨夹雪，丈夫和孩子还在熟睡。我轻手轻脚来到阳台，看着雨丝、雪渣在玻璃上或蜿蜒而下或逗留片刻。突然明白，亲人的离去确实不是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它浸润着每一个寻常日子，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显现，提醒我们生命与生命之间那些看不见的联结。

百年人生，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活着的姿态。姥姥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温柔。现在我给女儿扎辫子时，会不自觉地用姥姥教的手法；炖肉时，会下意识地按姥姥说的“多放葱姜蒜，少放大料，可以放点天麻”；甚至在与别人打趣孩子时，冒出来的都是姥姥当年的口头禅——她的家乡话“小煌煌”。这些不自觉的传承，或许就是对抗遗忘的方式。

天亮了，雨还在下。女儿揉着眼睛光着脚丫来客厅找我，说想吃“菜炖肉肉”。我蹲下来抱住她，闻着她头发上的儿童洗发水香味。在那个崭新的早晨，我用姥姥的独特的配方做了一道“菜炖肉肉”。这不仅是家传的配方，更是一种面对生命来去的从容。

潮湿，终将孕育新的生长，就像姥姥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历经风霜雪雨，年年依旧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