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化明

2015年中秋，因公务驻足风光旖旎的鹭岛。会议期间，与著名作家、厦门市文联主席舒婷不期而遇。作为当代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饮誉文坛，创作的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等作品，至今仍是朗诵者的首选佳作。谈诗论文之际，她在其诗集扉页上欣然签赠——“文学使人心灵美丽”“热爱生活亦是不容易的”。

其实,这两句话也是舒婷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她五岁时，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导致父母离异；十七岁时，去边远的山区下乡务农；二十岁时，回城当过泥水匠、炉前工、电焊工和流水线上的织布工人。对一名弱女子来说，可谓命途多舛。苦难中她没有向命运屈服，坚持阅读写作。1979年，她的代表作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赢得好评如潮。而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诗作竟受到某些人（包括所谓诗坛名人）的质疑和批评，指责她的诗“不合常理”“杂草丛生”。她感到迷茫、委屈，一度哭诉：“女人写诗怎么那么难呢？”

的确，热爱生活真的不容易。就像世界著名童话《丑小鸭》——天鹅的童年，受到貌似同类的嘲讽排挤而倍感痛苦。

但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也会有明亮的阳光温暖偏僻的角落。更多的作家、诗人和读者给了舒婷赞许和支持，鼓起了她热爱生活的勇气。她坚信：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暗/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这也是一切》）她创作的一首首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的诗歌，彰显了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昭示着对生活对未来的热切期盼，娓娓道来又富含哲理，先后获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庄重文文学奖，入选大学、中学语文教科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同时，她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舒婷在艰难中走向了成功，备受争议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无疑，是文学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也是文学坚韧她的人生理念。

（二）

从舒婷的遭遇来看，类似情况并不鲜见。20世纪50年代，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如王蒙、张贤亮、刘绍棠、从维熙、流沙河等满腔热情，感受生活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被一场“风暴”意外吹落，作品受到错误批判，身心流落到荒凉之地饱受磨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是文学即人性论的倡导者，这一论点在1957年发表后不久，即遭口诛笔伐，“文革”中被批斗，住牛棚、扫厕所……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沉沦？

时间是块试金石。民谚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多年后，钱谷融得以平反昭雪，当年的文学观点已经成为文坛公认的经典名言，他当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被授予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古人云：大道至简。许多真理其实并不深奥。然而古今中外，为什么许多富含真知灼见的观点，当初的思想者却横遭非议，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人身攻击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出于施暴者的性格缺陷，还是源于人性劣根？如自私、贪婪、狭隘、虚伪、嫉妒……

鲁迅先生在杂文《战士和苍蝇》中，对千方百计寻找战士缺点的苍蝇进行喝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十多年了，可他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就像阿Q脑后的辫子一样，已经被剪去了吗？急功近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还大行其道吗？媚上欺下、唯我独尊的官僚主义还自鸣得意吗？恃强凌弱、落井下石的奴性哲学还以此为乐吗？

其实不仅仅是作家，许多具有人文情怀的政治家对人生境界的崇高追求同样令人叹为观止。1959年2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在《人民日报》文艺版发表了抒情散文——《松树的风格》，讴歌松树的顽强意志和无私奉献精神，号召人们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文章短小精悍，立意深远，受到广泛好评。

言为心声。即使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陶铸看到生长在崖壁上的松树，也油然而生敬意：“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然而八年后的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风骨铮铮的作品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污蔑陶铸“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两年后，陶铸含冤去世。他当年慷慨赴难留下一首赠别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时光流转，果不其然，1978年12月，中央为陶铸平反昭雪，并举行了追悼大会，对他光明磊落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松树的风格》一文重新收入中学课本。当年置陶铸于死地而后快的姚文元，1981年被押上审判台，因“犯有反革命煽动和诬告、陷害等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古今中外的社会实践证明：真理是在对谬误的不断纠正中实现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艰难过程。

（三）

历史和现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李贽，倡导绝假存真、情真意切的“童心说”，生前把针砭时弊的作品之所以命名为《焚书》，是因为预料到著作将会遭偏狭之人焚烧。果不其然，成书后便在明清两代多次遭焚，民间却屡焚屡刻，广为流传。如今，当年的焚书者早已灰飞烟灭，而《焚书》依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纵观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对作家与作品的论述，更像是一个人性展览馆。诗文盖世的唐宋八大家中，苏轼、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等著名人士，皆因文因言获罪，多次遭到奸佞排挤、陷害，或罢免或流放。封建统治者似乎以为，把这些官员作家放逐或打倒，就可以消除他们的影响。恰是这些挫折和磨难，玉化了作家的心灵，璀璨了他们的理想，使其人生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使贬职期间，其思想、灵感像春天的种子一样勃然萌发，如苏轼的《定风波》《赤壁怀古》、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师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登飞来峰》等千古名作。阅读、欣赏这些意境高远的作品，于无声处心灵会受到震撼和启迪。

文学使人心灵美丽。

德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歌德认为，作为文学母体的社会生活，就像一棵常青树，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用之不竭的素材和动力。尽管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可能会给作家的生活造成困扰，甚至遍体鳞伤，而文学的魅力，又令他们九死不悔。作家、诗人所经历的不平凡的跌宕人生，如凤凰涅槃，使他们的思想更加深刻，感情更加丰富多彩，创作水准也会产生一个质的飞跃。当代江苏籍作家张贤亮曾因发表一首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之久。然而，他在平反后的第二年，就发表了轰动文坛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其中下放劳改的男主人许灵均，与他当年的生活遭遇如影随形。由此改编的影片《牧马人》，荣获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还有《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蒲柳人家》（刘绍棠）等一批优秀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井喷式地震惊了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其中映射的人道主义哲理光辉，产生了积极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为百姓著书，凭良心写作，他们无愧于生活的勇者。诚如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言：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四）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一个被誉为思想解放的年代，更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那时一批又一批城乡青年，怀揣文学梦想，如饥似渴地阅读，勤奋学习创作，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情操，扩展了格局，坚定了信念。他们以良好的自身形象，陆续走进都市，步入党政机关，踏上神圣的讲坛……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文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时光隧道进入21世纪，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虽然受西风东渐、市场导向、媒体多元等因素影响，但最直接的原因还与作家（作品）相关。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和价值观转向，部分作家出于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顾虑，有的躲入历史，创作流于戏说；有的逃向市场，作品热衷媚俗……既缺少志气、风骨，又缺乏家国情怀。因此，一些作品梦呓似的自言自语，味同嚼蜡，自然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鲁迅先生曾经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安在”？主张文学要充当“国民精神的火光”。尽管时代有所不同，但文学的精神激励作用却一如既往。改革开放至今，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获奖作品来看，仍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坚守在理想主义旗帜下，创作出了一批思想深刻、赏心悦目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同喧嚣尘世间的天籁之音，让读者感受美的同时，激发出求真向善的力量，进而提升了净化灵魂与社会环境的功效。

行文至此，有必要重温当代“人民艺术家”王蒙的一段话：“我始终相信文学有一种免疫力，它不会因一时的夸张而混乱，不会因一时的冷遇而沮丧，不会因特殊的局限而失落它的真诚与动人……它能突破，能超越，能起死回生，显示真情真知真理，给读者以历久弥新的感动。”

唯如此，当是文学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使人心灵美丽之所在。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