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身处极端艰苦的环境，始终将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精简节约活动、严惩贪污浪费等措施，构建了党群同心、军民同仇敌忾的生动局面，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在全市上下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之际，市档案馆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加强作风建设相关档案资料，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作风建设》这篇文章，对于我市挖掘利用红色资源、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助力全市能力作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现将文章刊发，供学习参阅。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冀鲁豫边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始终将作风建设作为巩固政权、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通过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厉行精简节约、严惩贪污腐败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不仅成功破解了军事封锁与经济困局，更构建了党群同心、军民同仇敌忾的生动局面，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站稳脚跟放下圈子”

冀鲁豫边区的作风建设始终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核心，通过民主民生运动，将党的政策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在解决民生痛点中凝聚民心。

1942年，边区面临日伪“扫荡”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陷入“空前困难时期”。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对目前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群众未曾较好地发动”是工作薄弱的关键。9月，刘少奇同志强调“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必须“迅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边区党委迅速行动，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等为突破口，派出工作队深入开展试点，通过“分果实、改造村政权”等措施，让贫苦农民获得实际利益，有效削弱了封建势力。1943年冬，边区提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方针，要求干部“既做群众的学生，又不当群众的尾巴”，推动群众运动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

然而，运动初期部分干部存在“包办代替”倾向，导致“工作队撤走即消沉”的被动局面。对此，边区将整风运动与民主民生实践相结合，通过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的深入阐释，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群众观。1944年12月，冀鲁豫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霖之在《站稳脚跟放下圈子》中强调，“领导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站稳脚跟，放下‘圈子’，真正实行大胆放手！”1945年2月，冀鲁豫分局作出《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纠正“重罚大干”“取消领导”等错误倾向，明确以贫雇农为运动核心，兼顾中农利益。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在1945年6月6日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总结指出，“此次运动较好解决了相信群众的问题，明确了以贫雇农为运动核心的方向。”尽管运动中存在“伤害中农”“斗争方式生硬”等偏向，但通过政策纠偏和教育引导，最终实现了党群关系的高度融合，为根据地巩固提供了坚实保障。

精兵简政 厉行节约

面对日伪经济封锁和物资匮乏，冀鲁豫边区通过精兵简政与厉行节约，有效减轻人民负担，提高了根据地运转效率。

1941年12月，党中央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后，边区党委迅速响应，1942年2月《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指出，“春耕运动是克服今年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关键之一，是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与深入工作的具体步骤。”当年，边区政权系统先后两次精简：第一次为裁撤冗余机构，将脱离生产人员压缩至边区居民总数的1%以下；第二次为针对反“扫荡”暴露的“头重脚轻”问题，推行“缩小上层、充实下层”策略。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特别表扬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肯定其在提高行政效能、减轻群众负担方面的显著成效。

在厉行节约方面，边区制定了近乎“严苛”的管控条例。被服管理上，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实行“五年一条棉被，两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配给制。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为规定明年单衣补给标准和今年冬装收回办法的训令》中提到“单衣按每人两套补给”，每人平均用布不超过四丈五尺，冬装统一收回拆洗保存。在办公用品方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印刷品“十份以下不印刷”，纸张双面使用，信封重复用四次，笔具“旧笔换新笔，一年一个笔帽”，油灯使用提倡“尽量少点灯”，从细节处践行“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

冀鲁豫边区将廉政建设视为政权存续的关键，通过立法严惩、群众监督，打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随后颁布的《晋冀鲁豫惩治贪污暂行办法》规定：贪污500元以上处死刑，500元以下视情节处以徒刑或劳役。1944年4月1日，冀鲁豫边区结合本区实际，颁布了《冀鲁豫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规定了对侵占公有财物、为公家买卖物品从中渔利等8种贪污罪行的惩处措施。这些法规以严苛标准震慑腐败，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总务科一管理员贪污粮票折价超500元，经公审后被枪决，震动全区。

边区赋予群众检举权，规定“群众可强制贪污者到政府受审”。1943年3月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该区高等法院发出联合通令，建立“贪污之粮款……八成缴公，两成奖给反贪污的群众”的反贪污激励机制。1943年3月12日，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村政权人员贪污之处理的指示》，规范村政权人员贪污处理流程，明确群众团体“有告发权无处罚权”，将群众监督与政府执法有机结合，既激发了群众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又避免了过度斗争倾向。1943年3月18日，冀鲁豫行署《为赵XX贪污予以降级处分的通令》中提到，赵XX在主持红庙村优抚发粮工作时，利用称量工具作弊，截留粮食106斤私自变卖牟利，其他工作人员将其检举至县政府后，经调查核实，除通令全专区外，给予降级处分，并在县府干部会上令其当场承认错误，给以严重批评以示教育。

冀鲁豫边区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探索出的成功实践。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党与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通过精简节约、过好紧日子，党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凝聚了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通过铁腕反腐，党以清正廉洁的形象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段历史实践深刻昭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厚植人民至上的执政根基，以破解民生难题的实际行动诠释宗旨意识，以激浊扬清的作风建设凝聚奋进伟力，才能赓续红色基因，在新的赶考路上续写新的辉煌。

文图由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