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来自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在郓城县流传已久的民间谚语。

据调查，郓城全县现有1368个自然村，由于战乱、迁徙、合并等原因，明代以前的老村庄只有74个，如春秋时期的老陈庄、仪滨庄，战国时期的梳洗楼，汉代的子房墓等。

明代郓城县有966个村庄，这是郓城县历代建村最多的朝代。除本县人建立184 个村庄和来历不明者建的214个村庄外，共有568个村庄全是从县外、省外迁建的。其中，从山西省迁来的有333个村庄。迁民年代以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最多，共535个村庄，其中洪武年间383个村庄，永乐年间 152个村庄。

明代新迁村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从山西省洪洞县移民迁来的，共293 个村庄；二是官府建立的军屯，约50个村庄。

宋、元之际，中原各地长期遭受兵祸，狼烟迭起，战火频繁。据《郓城县志》记载，这一时期，郓城县一带遭受了长达20余年兵灾之乱，导致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赤地千里，不见人烟。另外，郓城地属黄泛区，黄河决口频繁，百姓死亡难计其数，地广人稀现象愈加严重。

针对当时地多人少现象，明太祖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屯田主要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就是把农民从人多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当时，唯有山西一省没有战祸影响。因此，明洪武年间至明永乐年间，明政府几次迁移山西省农民往郓城等地，置屯耕种。

明朝当局曾在洪洞县城附近的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从事迁民业务。被迁民众出发前，都汇集于广济寺中的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他们对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鹳窝印象深刻，作为告别家乡的纪念。所以，就有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历史渊源。

凡移民屯种，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三年过后亩纳税一斗。据不完全统计，明代迁居郓城的新村966个，民屯占近900个。民屯政策不仅增强了农业生产力，而且稳定了社会秩序。

军屯是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据《郓城县志》记载，自明朝洪武初年，丞相徐达奏设济宁、临清等卫。郓城县属济宁卫的村庄有：唐云登屯（现唐官屯，属郭屯镇）、扈岩屯（现扈官屯，属南赵楼镇）、吕月屯（现吕月屯，属随官屯镇）、王文光屯（现大屯，属郭屯镇）、张尔略屯（现张武屯，丁里长街道）、张光裕屯（现张官屯，属张营街道）、修奉义屯（现元庙集，属随官屯镇）、丁国都屯（现丁官屯，属郭屯镇）、随遇隆屯（现随官屯，属随官屯镇）、陈有功屯（现于官屯，属随官屯镇）、膊腾蛟屯（现付官屯，属郭屯镇）、李隆屯（现徐屯，属唐塔街道）、彭荫绪屯（现车楼，属郭屯镇）。属临清卫的有：高彦屯（现归嘉祥县）、刘官屯（现刘官屯，属张营街道）、张问屯（现王官屯，属随官屯镇）。这16 屯，目前有15屯在郓城县境内。

现在，郓城县以“屯”命名的村庄共50个，除以明初迁郓定居的15军屯外，其余军屯多是1403年后，明朝永乐年间迁来郓城的。

军士屯田以份计，每个军士受田一份（50 亩），有的地方按亩授田，每一屯军户只许二份。军屯的耕牛、种子、农具由政府供给。屯军按份纳税，由于亩大赋轻（一亩二分算民田一亩），大大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

明代移民及土地开垦（包括民屯、军屯），意义是重大的。明初，郓城垦荒每年多者几十顷（明朝一顷大约100亩），少者几顷，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土地数为997顷55亩，同年，全县税粮5324石（明朝一石大约75公斤）3斗5升，丝棉54两8钱，棉绒 482斤14 两。到永乐10年，全县土地数为1054 顷零3亩，年收税粮5668石零8升，丝棉57斤10两，棉绒 551 斤 12 两。土地开垦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带来了劳动力的增加。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为12429人，永乐十年（1412年）为12529人，成化18年（1482年）为21504人。比元朝极盛时期人口还多，土地开垦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财政收入，带来了人口的增长，同时还使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