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晴

牟同志说到做到，和地区革委会的人一接头，革委会的人说“行”，家属户口的问题就解决了。

从内心来说，此时的他百感交集。他心里有不舍的部队情结，毕竟，身着戎装十多载，洒下过无数汗水。但当下形势这么乱，书生报国，路在何方？

同时，家庭、家乡，让疲倦的他感到些许慰藉。

留在家乡吧，报效乡梓。

不久，上边又来一文，是关于科技人员归口问题。作为军中的科研工作者，李超显被正式分到菏泽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报效乡梓

相对来说，地方上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慢”了许多。虽然“文革”后期也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日子毕竟安稳许多。

就这样，一晃十多年过去。

“四人帮”倒台了，“文革”结束了，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得到全国一致认可。全国范围内，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正自上而下地进行着。

1984年，菏泽成立“落实知识分子办公室”，人员从科委、人事、公安、组织、粮食诸单位中抽调组成。

地委十分重视，由地委副书记张守福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组织部副部长聂书江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地委统战部部长杨旭，李超显任副主任。

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众所瞩目。地委书记于波海很重视，经常过问这里的工作。

办公室设在地委大院东办公楼的二楼。从设立起，这里就加班加点忙个不停，有时甚至轮番工作通宵达旦，为全区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知识分子办了很多实事。

首先大院里的一个人，就是这次政策的受益者。

他叫卞永江，是超显在菏泽一中时同级同学。由于派性问题，大学毕业多年的他虽然任劳任怨，但一直默默无闻，在地区计划委员会当农业科长。一次，在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于波海谈及菏泽地区知识分子的现状，越讲越激动，后来用铅笔敲着桌子说：“咱们地区计划委员会的那个卞同志，大学毕业那么多年，申请书写了那么多次，入党问题至今没解决，到底什么问题？是人家不积极，还是不符合条件？如果他有政治问题应严肃处理，若没问题又符合条件，为何拖着不办？”

会后，超显遇到老卞，就笑着说：“你的机会来了，入党很快就要解决。”果然，地委书记说话了，马上就进入程序，三天就解决了。

因为入了党，所以他不久也得到提拔，晋升为副县级干部，后来又被任命为“驻京办主任”，直到退休。

由于时代久远，1957年“反右”以来，一些积累多年的知识分子人事问题汗牛充栋，同志们每天要翻阅大量的人事档案。一发现问题，马上研究分析，待遇该落实的落实，工作该重新分配的重新分配。作为“知识分子办公室”里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办公室的副主任，李超显担当核对与鉴定的重任。他每天都忙得昏天黑地，但能为这些曾受过不公待遇的知识分子做事，他感到义不容辞，必须全力以赴。忙的时候，常常一个月也不休息一天。

这天，工作组的同志们向他投出一份档案，让他过目。

陈巍，牡丹区皇镇人。曾考入山东大学法语系，后退学务农。

他震惊了。

陈巍也是他昔日的一中同学，从初一到高三一直在一个班里。陈巍个头不高，文章写得极好，字也写得娟秀，特别热爱文学，志向就是成为一名文学家。那年他报考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但却阴差阳错地被分到法语系。

当年，超显曾收到过他的来信。来信说他对法语不感兴趣，正想办法转系（实际情况是，当时大学规定是不允许转系的）。反正，他从事文学的梦想永远不会改变。

没想到，一别多年后，超显此时看到昔日同窗的档案——调系无果后，倔强的陈巍毅然退学，回到农村老家。

他在老家务农，从事过生产队长、大队长、大队会计，后来又学了一手好木工。靠着木工手艺，他三十多岁到城里来，正逢菏泽城八一西路的工艺美术厂面向社会招收员工，一身学问的陈巍被录取。他的工作是画“彩旦”，也就是在鸡蛋壳上作画……

陈巍被落实为教师编制。

后来，陈巍听到喜讯后，打听到在“知识分子办公室”里有他一位同学，还特地从老家搭车进城，胳膊挎着积攒多天的半篮子鸡蛋。